引言

我們已經步入一個繁榮時代，對未來10年、20年的經濟發展和持續繁榮我們依然充滿信心。但在繁榮背後，我們又有一些擔心：今後，誰會主導中國的經濟?據統計，在我們巨大的出口商品中，有50%是由外資、合資企業完成的。中國成為外國企業產業鏈中的生產基地。不錯，由於製造，我們就業機會增加，我們也增加了財富。但在繁榮和財富的背後，應該思考我們民族的凝聚力，思考我們整個民族的自尊心問題。繁榮和財富的增長，是不是也增長了我們的國際地位?而這，主要取決於我們的企業家能不能建立起世界級的企業。所謂世界級的企業，是行業的龍頭、是行業的領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繁榮時代更需要企業領袖。這已不僅僅是管理的問題了。企業管理學不能忽視的一個因素，是管理實施者——企業家和企業領袖在管理中的角色。企業領袖是企業組織的構建者、指揮者。既然是領袖，那麼他就不是“聖人”，更不是一個道德的楷模。檢驗“聖人”的標準是學問和思想，檢驗道德楷模的標準是品德；檢驗企業家和企業領袖的標準只有一個——市場。並且，市場是惟一標準。與歐美、日本的企業不同，中國的企業家，企業領導人，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由原來國有企業脫胎出來的現代企業，實際上都是第一代，是屬於企業型的企業。自然的，這些企業領導人，也就是創業型企業家。而對一個組織來講，創業型的領導，是最可能成為“華盛頓”的：他們最有理由、最有資格，也最有可能為這個企業制定好規矩。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最可能成為領袖的一個群體。一個組織成熟的標誌，是組織領袖的產生，這個領袖既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實際的。否則，這個組織依然是由不同個體組成的一盤散沙。很長時間我們似乎只承認“人民創造歷史”，而忽視了領袖在歷史長河中的作用。記得“文革”后不久，鄧小平在評價**歷史功績時說：“如果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至少要推遲幾十年。”他老人家公開承認了領袖的地位。其實，從人類社會進化的角度歷史地看待領袖，我們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社會是個需要領袖的社會。一個沒有領袖(精神領袖、組織的實際領袖)的社會是混亂社會，一個沒有領袖的組織，只能是“烏合之眾”。在美國這樣一個充分張揚個性，標榜“個人至上”、“民主”的國家，也承認領袖作用，並且有自己的領袖。如：開國領袖華盛頓、內戰時期的領袖林肯、二戰時期的領袖羅斯福。有位朋友專門研究美國歷史，2003年2月，當全世界分成支持美國對伊拉克動武和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兩個陣營的時候，由於國內媒體對此態度曖昧、莫衷一是，我們總不大明白，為什麼美國要打伊拉克。就這個問題我專門請教這位朋友：究竟美國對伊拉克動不動武？他回答：只要你了解美國幾位國家領袖的歷史，就基本了解了美國，而了解了美國，就不難理解美國歷任總統在朝鮮問題、越南問題、海灣問題上為什麼是這樣的一個態度，理解了這樣的一個態度，你自然就理解十年時間、兩任父子總統為什麼都要打伊拉克這個問題了。企業類似國家。一個想要長久生存的企業，必定有個屬於自己企業的領袖。如同一百年來美國經濟時代的福特、斯隆、小托馬斯?沃森、比爾?蓋茨和日本起飛時期的企業領袖松下、本田等一樣，中國的經濟起飛同樣需要企業的領袖群體。對大多數中國企業家來說，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美國通用(GE)、沒有人不知道傑克?韋爾奇。但是，通用最偉大的領袖是查爾斯?科芬。許多人從沒聽說過查爾斯?科芬，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對任何一個CEO來說，從企業締造者手中接過權力，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何況那位締造者還擁有電燈、電話、電影、鹼性電池、配電技術等一大堆發明專利。科芬在1892～1912年期間，領導通用電氣公司完成了兩項意義深遠的創新：一是建立了美國第一家研究實驗室，二是提出了系統管理開發的設想。愛迪生在上千人的幫助下，成為個人天才，而科芬創造了一個並不依賴於他本人的天才體制。他創造的企業理念和機制，使他領導過的通用電氣歷久彌新，並成為他人競相效仿的楷模。科芬的後繼者傑克?韋爾奇改進了通用公司的體制，在用人和增加企業利潤方面展現了傑出的智慧，但韋爾奇不是這些概念的發明者，他只是繼承者，是查爾斯?科芬為他們搭建了可以盡情表演的舞台。查爾斯?科芬，是通用制度文化的奠基者、建設者。沒有這樣一個領袖就沒有通用的今天，也不可能有傑克?韋爾奇以及後任者的輝煌——所有的障礙查爾斯?科芬都解決了，就如同美國政府，無論誰來當總統，這個國家核心的東西不會改變。2000年底，美國《財富》周刊為紀念一個世紀的結束和新千年的到來，專門策劃組織了一次推舉一位20世紀企業家的活動。這個活動吸引了眾多美國人參與，最後，候選人集中在四個人身上。他們分別是：福特，美國福特汽車創始人。福特不是汽車的發明人，但福特先生髮明了汽車生意，並由此開創了美國人把“生活架在四個輪子之上”的汽車時代。這個時代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文化甚至道德觀念。斯隆，通用汽車的第二任總裁，世界上第一位職業經理人。他發明了大企業的管理藝術，由於他的這種作為，使世界跨國公司的發展和控制得以實現。小托馬斯?沃森，IBM前總裁，老托馬斯?沃森的兒子。他在父親創業的基礎之上打造出美國“藍色巨人”——IBM。創造了二戰後美國經濟繁榮時期最膾炙人口的成功故事。比爾?蓋茨，他把今天的商業行為和生活構架在網絡上。上述四位，分別代表了他們所生活的那四分之一世紀，是那個世紀中最具有代表的企業家。巧合的是，他們又都在汽車和計算機行業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這是兩個比其他行業更能使20世紀區別於過去世紀的行業。這些人正好一半是企業家，一半是經理人：其中兩位創建了大型集團公司，而且善於經營；另外兩位則是大師級的經理人，給他們的老闆和公司帶來了巨額財富。古典經濟學家們着重論述了勞動、資本和土地這三個生產的要素，因此在其微觀經濟學理論部分，生產函數中的各項要素包括了資本、勞動、土地，就是沒有企業家位置。新古典經濟學體系的集大成者美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在研究了眾多經濟現象后提出：在勞動、資本和土地之外，企業家構成了第四種生產要素。他認為：企業運轉的諸多因素中，企業家是“1”，其他要素如廠房、貸款、技術管理等都是0，企業家不行，後面都是0，企業家行了，加一個0就是加了一個數量級。從中國經濟本身來看，我們不僅需要企業的領袖，而且需要行業的領袖。未來的5~8年，在中國真正起主導作用的是2000家左右企業，他們是所在行為的領導者、主導者，其他企業則是聚集它們周圍的追隨者、供應商。換句話說，它們是社會的總承包商，處於產業鏈的最高端。有能力做這個總“承包商”的毫無疑問是企業領袖、行業領袖。如果中國人不來當這個領袖，肯定有外國人來當：這是市場選擇。今天，我們的企業和企業家應該站在這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這也是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