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鄉村世界的奇特人物

文/李敬澤（《人民文學》副主編、評論家）

在《日子三部曲》中，黃國榮寫了農民、士兵和書商，體現出進入有着巨大差異的生活領域的能力。儘管對於傳統小說的大師們來說，這種能力幾乎是理所當然的，是小說家的基本稟賦，但實際上，中國現在的小說家在此面臨極大的困難，他們缺乏超出自己的身份和經驗局限去理解人心、感受世界的意願和能力，而他們的身份和經驗也通常狹窄、單調。所以，我們的小說數量巨大，但相對於生活和人類經驗的豐富、複雜，我們的小說顯得蒼白。

而黃國榮的眼光寬闊、深入，有時你不得不想，這個年過五十的小說家確有年輕人比不了的優勢，就是世事洞明、人情練達。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代一代的年輕作家不斷湧現，每一代年輕作家都會帶來新的觀念和經驗，而這種與“年輕”相聯繫的“新”被判定為最優先的價值，是文學進步的標誌。這樣一個青春衝動的邏輯經過二十多年演進之後，已經清晰地暴露出它的偏狹和局限，我們應該回到常識，回到對小說、對文學的比較全面的理解，比如一個小說家，在四十歲左右真正開始他的寫作，乃至到五十多歲寫出他真正重要的作品，這其實非常正常，是小說的寫作的常態。因為小說與其它藝術形式不同，它關係到作家對人生、對人類經驗豐富性的領會。

《日子三部曲》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鄉謠》，它在一個漫長的歷史縱深中表現了獨特的鄉村經驗，在中國鄉村書寫的傳統基礎上開拓了一個比較新的區域。

建國以來的鄉村書寫，主流是北方經驗的書寫。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汪曾祺把南方那種比較溫潤的鄉村經驗重新帶入了我們的文學視野，但當處理鄉村與歷史的總體性關係時，北方經驗依然是主流，而《鄉謠》卻在這個主題上作出了一種“南方”的觀察和想像：宏大的歷史風雲反覆激蕩，幾十年間，一個名叫二祥的農民和他的鄉親們一起歡欣、悲愁，一種生活、一個世界經歷急劇的變化，歷史在個人經驗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但是，在《鄉謠》的鄉村世界裏，我們感到依然有某種深穩、恆常的秩序和結構在暗自運行，那是我們的江南，是千百年來頑強、機敏、熱愛生活的江南，是在一次次的荒蕪中重現繁華的江南，是更多地保存着對傳統的記憶的江南，是有“根”的江南……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鄉謠》為我們的鄉村書寫提供了思想、感受和想像的新路徑。

《鄉謠》的主人公二祥，是當代文學的鄉村人物畫廊中一個奇特的形象。這個人令你把握不定，既陌生又似曾相識，在每個具體環節上，他都是失敗者，但是，整部小說讀完，回頭看去，你發現他其實是個成功者。他是愚鈍的，卑微的，傻呵呵的，他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但他卻在歷史和生活的磨洗中倖存下來，依然微笑着，坦然、安寧。這恐怕不僅僅因為他的愚鈍，而是在愚鈍中有一種深厚的、幾乎成為天性的智慧。

這個人物讓人想起阿Q，當我們把阿Q視為“國民性”的典型時，我們多少忽視了阿Q這個人物的具體性，忘記了他首先是個紹興農民；同時，現代文學以來的鄉村書寫實際上未能充分發展和擴充阿Q所蘊涵的複雜可能性，也就是說，每一個後來的寫作者本來都應該常常自問：阿Q現在怎樣了？他在時間和歷史的流動中做何反應？

——我願意相信，黃國榮曾經這樣問過自己，結果，他得以塑造出這樣一個具有複雜歷史和人性內容的人物。二祥是難以輕易分析、難以輕易歸類的，當我們把他和阿Q對照時，我們能夠感到他與阿Q的精神血緣，但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下，我們不得不用更複雜的尺度去看待他、體會他。

黃國榮在《鄉謠》的《序言》中特彆強調了小說的視角問題。但是，他對視角的理解局限在社會學範圍內：平民視角或農民視角等等。但視角遠不僅是一種社會立場，對小說家來說，它更是一個認識論立場，當你選定一個視角時，它應該能夠提供一種認識的可能性，讓我們由此看到在平常的角度看不到的景象。《鄉謠》大體上是以二祥為焦點，這種裝傻充愣或者半傻半精的人物在小說史上足以構成一個特殊的譜系，正因為半傻半精，他們類似於《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更可能看破真相。二祥就是如此，他總是能夠說出戳穿幻覺的“傻話”，而他的複雜性在於他自己也生活在幻覺之中：他的**、他想過好日子的期求，大部分時間裏都是不切實際的夢想。

所以，二祥的視角中蘊涵著認識和表現的豐富潛能，然而《鄉謠》對這個視角的掌握，還不是特別自覺、特別準確，沒有把它堅決地貫徹下去。黃國榮依然受制於全知視角的習慣，他沒有意識到，有限制的、甚至高度限制的視角自有其特殊的力量，如果他始終通過二祥的眼睛、身體和心靈去感受，通過二祥的內在聲音去言說，《鄉謠》本來可能達到更高的藝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