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謠》等“日子三部曲”研討會摘要

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穫文學畫廊的嶄新形象

——長篇小說《鄉謠》等“日子三部曲”研討會發言摘要

近期，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和作家出版社聯合在北京召開了軍旅作家黃國榮的長篇小說《鄉謠》、《兵謠》、《街謠》“日子三部曲研討會。中宣部文藝局、中國作協、總政宣傳部的領導和評論家30餘人出席了研討。會議由作協創研部主任雷達主持，現將會議發言摘要如下：

作協創研部主任、評論家雷達：

《鄉謠》等“日子三部曲”的研討會，由於**和種種原因，籌備了近一年。最近會很多，我認為這是個很重要的會，這三部作品很精彩，是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大收穫，也是黃國榮前半生生活的結晶。很有必要對三部作品作一番研究。

作協黨組書記處書記、副主席陳建功：

我認為這三部小說是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穫。這三部作品是國榮前半生生活經歷的精華的濃縮，寫了部隊生活、鄉村生活，又寫了都市生活，這些生活都是他經歷過的，與他有着密切的關係。作品充滿着濃郁的生活氣息，像《鄉謠》裏的吳文化色彩，《兵謠》中的兵營色彩，我感覺非常真實，很可信。國榮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了幾個讓人難忘的典型人物。古義寶、汪二祥，都是我們近幾年來創作上的重要收穫。塑造人物用了非常個性化的方式，顯示了典型化塑造人物的生命力。三部曲都有發展。《兵謠》沿着古義寶個人成長線索走，顯得比較單一。果然，他在《街謠》裏就以三個人生命歷程的三條線索同時平行展開，顯示了生活的多樣豐富，也顯示了他對藝術的不斷追求。同時三部作品在語言和生活氣息方面，在人物細節的刻劃畫方面，生活的風趣方面，都給我們以新鮮厚重的感受，構成了“三部曲”成為我們長篇小說創作重要收穫的要素。

作協黨組書記處書記、作家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張勝友：

我非常敬佩黃國榮，他長期擔任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社長，而且分管發行和經營管理工作。我自己搞出版，我知道這個職務是日理萬機的職務，同時他還長期兼任版協經營管理委員會的秘書長，那也是個非常辛苦、非常勞累、非常操心的職務。但我非常奇怪，他在擔任兩個“非常”職務的情況下，而且他不是個掛着職務不干事的人，他還能寫出那麼多的小說，一部接一部的小說，文學界、評論界反映很有生活，評價都很好。

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少將王兆海：

黃國榮同志是一位多產的軍旅文學作家，繁忙的工作之餘筆耕不輟，創作大批深受讀者和部隊官兵喜愛的文學作品。《鄉謠》《兵謠》《街謠》注重了崇高精神的張揚和正面形象的展示。我們曾經落入過將人物一味拔高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也有過有意無意地忽視正面形象的展示、英雄人物的塑造、對理想之光的憧憬和崇高之美的追求。《兵謠》進行了許多人生、人性的思考，寫了一個農家子弟當兵發展的軌跡，寫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寫了人物的困苦、迷茫，寫了人生的扭曲、矛盾，寫的是一個普通軍人經歷，承載的卻是一代人命運的縮影。“日子三部曲”創作成功印證了“三貼近”的要求。《兵謠》零距離直面官兵；《鄉謠》盡顯吳文化的鄉土特色，展示樸實農民在生活之路上奮力跋涉的艱辛；《街謠》遊刃有餘地把書界人物間命運衝突、恩怨情仇說個明白，形象地展示現代都市人的生存百態。《鄉謠》的獨特應該首先是因為貼近生活。作品真實、鮮活地對中國農村普通農民形象的刻畫，反思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民創業的艱難和困苦，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作品中的每一個人物，是作者用八年的時間“磨”出來的，用他過硬的政治素質和堅實的文學功底，關注”小人物“、關心普通人，為我們譜寫了一曲動聽的歌謠。

中宣部文藝局研究員、評論家路侃：

《兵謠》、《鄉謠》、《街謠》，再早的《兵謠》距今五六年了，今天仍然能感受到一種先進精神的震撼力，一種出色藝術創造的感染力和一些對文藝創作的有益啟示。因為書中鮮明地表達出一種思想解放的精神，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一種要脫離某種僵化的精神束縛健康成長的追求，而且也體現出一種“活的馬克思主義”與形而上學理論的鮮明對照。它所描寫的人物和故事觸及到生活中很敏感的領域，抨擊了形式主義弊端、脫離實際的虛假作風對工作、對事業、對人的成長造成的危害。而這種描寫所表達的精神，所揭示的現象，不僅屬於部隊生活，對生活中的許多其它領域也都有很強的針對性。《兵謠》的出現，讓人眼睛一亮。思想的震撼力和先鋒性以及英雄形象塑造的獨特性是《兵謠》的突出特點。這裏的先鋒性是說《兵謠》所表達的思想解放精神是新時期和今後長時期里，我們時代最需要的主流精神。《兵謠》對小說塑造英雄人物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啟示。一是從批評的角度寫英雄，二是從時時面對的生活中的某種誘惑中寫英雄，三是在他生存環境的矛盾中寫英雄，沒有簡單化，“高大全”不好，不僅因為它不真實，也因為它違反美學規律。

《鄉謠》在人物塑造上達到了作者創作中的一個高度，塑造了一個當代文學農民形象中少見的普通農民形象。小說十分可貴的是通過二祥和他的鄉親與小村的描寫，生動反映出解放前後五十年的農村發展史，反映出作者對社會主義建設中挫折與進步的積極思考。一方面是極為豐富的生活性。十分有趣的滋味感，一方面又是巨大的歷史感、蒼桑感，二者結合得很自然。二祥這個人物不僅是中國農民的縮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很多中國老百姓的一個縮影。在困苦中對生活的堅持和追求，並不完全是阿Q精神，其實是中國人可貴的生命頑強的人生態度。小說里沒有一個壞人，但是充滿生活矛盾和人生轉折，這和許多描寫苦難的小說經常設置一個或幾個壞人也不一樣，更歷史唯物地反映了環境決定人品，環境造就人格的真實情況。

《街謠》表現了一個文學中新的題材,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的生活領域，圖書發行業生活，有很強的現實感.。但《街謠》的文學性和藝術感染力明顯要弱於《兵謠》和《鄉謠》，缺少突出個性的人物。黃國榮的小說都是寫小人物，普通人的，但是這些小人物，普通人的形象都是很耐人尋味的。這些小人物和作者對他們的刻畫都體現出一種人文精神，思想內涵,有一種對社會的深入思考,有一種對基層人民的關心。反映出作者有藝術良知，有文學追求，不隨波逐流的藝德。.評論界過去對《鄉謠》沒有足夠的關注，客觀地說《鄉謠》是值得一讀的好小說。

《文藝報》常務副總編、評論家范詠戈：

我和國榮共事多年，原來我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時候，國榮就是個奇人，他對出版業務非常精通，到處去講課。當時我對他的認識，他是個出版家。現在他又是作家。正如建功所說，這不僅是軍隊長篇小說創作的收穫，也是整個創作界的一個重要收穫。這個評價是恰當的。這三部作品，能證明國榮的文學實力，達到了三種境界。

一是達到了史詩的凝重。三部作品都是厚積薄發的。正像他自己所說，既是他的人生起點，也是他的文學之根。也許這一點，黃國榮沒有在他的作品中沒有欺騙，沒有誤導，能夠讓我們相信這就是生活的本色和原聲。相信日子的艱辛，也相信日子的美好。能夠把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無障礙地過渡，這是一種境界。

二是寫出了人物的心靈史。這也是一種境界。我覺得人物的命運、性格、心靈是人物形象的三個層面，命運後面是性格，性格後面是心靈，我是這麼看。只有揭示人物的心靈，才能很好地表現性格，很好地表現命運，莎士比亞時代就概括出來了。古義寶這個人物挺絕。過去在部隊，也經常聽到一些、看到一些反映部隊基層生活的作品，但真正這樣揭示人物心靈，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作者意識到了這一點，經過努力，達到了這種境界。

三是形而上的充沛和自然流露。作品不是刻意去追問追求生命的意義，把生活顛覆，搞得支離破碎。一部長篇，在敘述背後，總要讓人得到一些東西。終極的東西，形而上的東西，有沒有，是衡量一部作品藝術質量高下的一把尺子。他的作品有這個東西，而且流露得比較自然，讓人感受，不是硬去耳啼面命。國榮他做人也是這樣，非常本色。我們都很熟悉他的性格，他的作品中，也印證了這一點。

評論家林為進：

黃國榮的長篇小說《日子三部曲》凝重、渾厚，有滋味，內涵豐富耐琢磨。有些小說很張揚，似乎順時應世，在某種浪潮中很走紅，也似乎很刺激，但經不起推敲，更耐不住琢磨，只能像浪花似的一閃而過。而《兵謠》《鄉謠》《街謠》，雖然不是特別引人注目，表面看沒有重大的矛盾，也沒有十分激烈的衝突，但很耐看，而且，越看越能琢磨出一些滋味，品味到人生的確很沉重，的確有許多蒼涼和凄苦，有許多感傷與無奈。從而也就更加明曉“人生”是一個沉甸甸的字眼。

《日子三部曲》雖然表面看描述的多是生活的失敗者，不論是《兵謠》中的古義寶，還是《街謠》中的聞心源、莫望山，他們似乎都沒有搶佔到生活中比較優異的位置；尤其是《鄉謠》中的汪二祥，在生活中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得多；但透過這些人物的身影，作者黃國榮表現了平凡人生面對一次又一次打擊的堅韌和頑強。成功固然令人羨慕，不過，沒有在失敗中倒下去，面對一次又一次失敗仍然能夠堅強站立，仍然保持人性光輝、人格尊嚴的人，更應該得到尊重。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被稱為“民族脊樑的人，有的捨身求法，有的為民請命，也有的埋頭苦幹……”像汪二祥、古義寶、聞心源、莫望山這樣沒有表面風光的人，就稱得上埋頭苦幹式的“民族脊樑”。因為從他們的身上，體現了我們民族延綿不絕、生生不息的生存韌性和永不放棄的發展信心。也正是在他們的身上，體現了我們民族優秀道德傳統的延續、延伸和發展。所謂“仗義多是屠狗輩”，底層人生永遠是傳統道德的捍衛者和守護神。“活着”已經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活得體面，活得有尊嚴、有意義、有價值，那就更是不容易。《日子三部曲》表現了萎瑣中的尊嚴、卑賤中的體面，從而不僅表現了“活着”的艱難和沉重，也表現了“活着”的意義與價值。“日子”雖然有點沉重，但只有將“日子”不斷地過下去，才有希望和未來。

武警政治部電視藝術中心副主任、評論家丁臨一：

近年來部隊作家黃國榮以他的《兵謠》、《鄉謠》和《街謠》蜚聲文壇。謠者，歌也。黃國榮憑藉自己獨特的閱歷優勢，以一個敏銳的觀察者、忠實的記錄者和嚴肅的思考者的身份，滿懷深情地為社會的進步、生活的變遷而歌，為生活在社會底層那些艱難而又堅韌的普通人而歌.《鄉謠》的讀者來信從四面八方雪片般飛來，在近年來的當代文壇，這已經是不大多見的喜人現象。

毫無疑問黃國榮是刻畫人物塑造典型的高手。讀了“三謠”，古義寶、汪二樣、莫望山、聞心源等一個個鮮明而獨特的人物形象令我們難以忘懷。所謂“謠”，自古以來就是反映民聲，刺及時政的。黃國榮的“三謠”，可以說是在相當開闊的層面上反映了當代軍營生活、鄉村生活和都市生活的發展變遷，其中既有對時政弊端的指斥批判，更有對改革開放的呼喚，對社會進步的讚美和對除舊布新的時代精神的熱忱謳歌。改革開放、開拓創新的時代大環境，不僅給汪二祥這樣干千萬萬的普通勞動者帶來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變，也給吉義寶、莫望山、聞心源們的人生命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和新機遇。黃國榮對當代生活把握的敏銳之處和深刻之處就在於，他看清了變革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更認識到變革的過程卻註定是艱難曲折的，因此，他特別注重他作品中主人公性格的豐實、人格的成長和精神的成熟，卻從不輕易許以他們重重磨難之後便是一帆風順的美好前景。恰恰相反，在古義寶、莫望山、聞心源們面前出現的，倒是古人所謂“正人萬山圈子裏，一山放過一山攔”的新的考驗和難以預測的未來，正是這樣富於生活寓意和人生寓意的藝術處理，使得他筆下的主人公常常能夠集時代光澤和人性光澤於一體，使我們既看到生活的希望，更受到人生的啟迪。我相信，黃國榮的“三謠”是一定可以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上留有它特定的位置的。

評論家白燁：

三部作品從生活層面上看，一部比一部在擴大。看《兵謠》我想到，池莉寫的是《生活秀》，《兵謠》實際是寫“政治秀”。一個農民意識很強的農村青年，在社會生活左傾化，左傾生活一元化的這樣的時代里，他要上進進步，必須這樣，只有這樣他才能出人頭地，他的表現是那個時代感召的結果。書出來六、七年了，再讀仍然有一種衝擊力，還沒有一部作品來替代它，可以看出它在當時的深度和力度。《鄉謠》也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和力度的作品。汪二祥這個人，有人把他與阿Q比較，他們還是不一樣。這個人物在生活中有**和願望，但他的**和願望不斷被打折扣，他總是不能隨心所欲地去實現他的願望。不斷打折扣，他仍不斷追求，他身上有一種韌性，一種農民的韌性。他是一個帶着他的弱點不斷向前走的形象。《街謠》這一部書，寫了聞心源苦幹而不得志，不得志還在苦幹。從這個人物身上，我也看到了《鄉謠》中汪二祥的一些東西，或者說是優點；也有古義寶身上的某些優點。所以“三謠”看起來寫的是三個不同的生活，實際上它們有內在的一脈相承的的東西。

三部曲都是用平民的意識和民間的視角來寫。整體的平民意識和民間視角是非常鮮明的。用民間視角切入生活，向現實提出問題，三部作品的目的都已達到，相當不錯。黃國榮在這麼繁忙的工作之餘，寫出這樣的三部作品，而且是沒有別的作品可以替代的，是相當的了不起的。像古義寶、汪二祥這樣的形象，是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中比較有特色的人物，我期待着他再沿着這種人物的特色，寫出新的形象來。

評論家孟繁華：

黃國榮的作品給予我有兩點深刻的印象，一個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今天的勝利。九十年代以後，西方的種種創作方法在中國演練了一遍，但真正能夠留下的還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另一點，“日子三部曲”，事實上它是中國農民文化的一個檢討，《鄉謠》裏的汪二祥是個農民，古義寶是個農民的子弟，《街謠》中的聞心源，他的出身也是一個農民。軍營、城市和鄉村，在物理空間是不一樣的，與農民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繫。“日子三部曲是對農民文化總體上的一個檢討和反省。

我想專門說一下《兵謠》，《兵謠》的評論，是我為數不多的，不是法定要我寫而寫作的文章。《兵謠》看了以後很讓我震動。嚴格意義上講，中國沒有成長小說，只有類成長小說，像《青春之歌》、《歐陽海之歌》。西方的成長小說的主體是“成長者”自己，當代中國的成長小說人物的成長總是有一個精神導師在指引，林道靜的成長是盧嘉川、江華對林道靜的引導。到了九十年代的小說，小說都與成長有關，都是言說的個人成長史，說的都是內心的隱秘的、不為人知的過去。在這樣的環境下私秘的空間得到拓展。一個“私語”的解放運動在文學領域全面展開。《兵謠》的最大不同是，它既否定了“國家寓言”式成長小說的類型的同時，也改寫了當下“私語”言說的成長小說類型。更難能可貴的是，《兵謠》是在主流話語的範疇之內展開人物的成長曆程的。

古義寶精神**的破產首先來自於他“物質”**的破產。他從人生的巔峰跌落到了谷底，一場巨大的精神危機如期而至。“成長”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巨大的跌落和反差才有可能使主人公從虛妄中猛然醒悟。古義寶在農場堅實和出色的工作，使他又重新成為一個英雄，成為一個真實的、敢於面對現實的、有尊嚴感的英雄。這是《兵謠》最動人的魅力所在。在最困難的地方重新崛起，作者將人物置死地而後生，在極端和絕對的境地中讓人物“死裏逃生”，顯示了作者傑出的想像力和對小說非凡的把握能力。

但我不能不指出，由於小說的“全知敘事視角”或“前敘事視角”，小說的敘事顯得單一和缺乏敘事的魅力。如果敘事上再多一些藝術上的考慮，《兵謠》將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古義寶沒有將門背景，也沒有現代少壯軍官的抱負，但普通人的**、挫折以及重建尊嚴和信念的勇氣，在作品中被傳達得一波三折，令人迴腸盪氣，古義寶是個大勇者。作為長篇小說，《兵謠》寫得相當凝鍊。

評論家何鎮邦：

看國榮的代序，他一再強調視角，很有頭腦。他的視角，是生活視角，平民加生活，用生活化的敘述，寫出史詩般的作品。《鄉謠》有沒有史詩品格？有。通過汪二祥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把半個世紀農村的演變寫出來了。《鄉謠》之所以受讀者和聽眾的歡迎，生活化敘述很重要。現在有些作品，包括影視，離生活越來越遠，都是編造的生活。

他重視寫人物，當前文壇不重視寫人物，他在嘗試。從古義寶到汪二祥，汪家四兄弟大吉、三富、四貴寫得都不錯，還有幾個女性，包括雲夢。雲夢結婚前後心理變化，寫得很妙。汪二祥有人說是阿Q式的小人物，由他我想了六十年代挨批的中間人物，二祥就是個中間人物。他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反面人物，他就是中間人物。當年謝有望的文章，也好也壞，不好不壞。(雷達插話，這話不是謝有望的，是黃秋耘值夜班在謝有望的文章上加上的，黃秋耘的話放進了謝有望的文章。)結果成了“黑八論”。現在雖然恢復了名譽，“黑八論”不再叫“黑八論”，但是大家還是不敢說。我要是寫文章就寫汪二祥中間人物論的又一種。中間人物是社會的大多數。真正的英雄人物少，真正的壞人也很少，大部分是中間人物。既然是大部分，作家為什麼不能寫呢？寫他們為什麼會有罪過呢？中間人物也有各種各樣的性格。汪二祥同阿Q不一樣，他不那麼賴，阿Q有股子賴勁。阿Q快一個世紀了。辛亥革命前夕的阿Q，跟現在的阿Q自然不能一樣。汪二祥是個新的中間人物，如果說他有典型意義的話，他就有這樣一個意義。

有人說《鄉謠》是吳文化的小百科，我不知道是作者有意無意，因為他要用生活化的敘述寫故鄉，他必然要寫家鄉的民風民俗，婚喪嫁娶。農村四時八節就是盛典，生活中的盛典就是他們文化的結晶沉澱。這些在小說中很自然，不是作家有意貼上去的，吳文化在這裏面表現得很突出，《鄉謠》最突出，了解和不了解吳文化的人都愛看，我們不了解看新鮮，熟悉的人看了很親切。吳文化的描寫對主人公性格的實現是有好處的，環境給了他鋪墊，文化本身也有特殊的審美意義。“三謠”的審美風格是陰柔之美，不是陽剛之美。這種陰柔之美的長篇小說不是很多，寫長的都想寫雄壯，都想寫成進行曲。這三部小說就像江蘇民歌《茉莉花》，就像《太湖美》，就像民歌民謠，這是作者的長處，不要否定它，要保持這個風格，黃國榮的性格和審美情趣不適宜寫雄壯的東西。總之“三謠”給長篇小說創作增加了一朵很鮮艷的、很有特色的花。花怎麼樣？能不能拿獎無所謂，一個作家特別要重視作品。

作協創研部副主任、評論家蔣巍：

到創研部兩年了，過去買文為生，不像搞評論的人讀那麼多作品。到創研部后，工作的需要，開始讀一些作品。讀到的優秀的東西很少，我認為《鄉謠》真是多年來少見的優秀作品，是一部佳作。我特別贊同建功講的是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穫。我認為這個評價一點不過。讀了《鄉謠》，我有三點印象。

第一印象，末流小說是沒有土地的，比較好的小說，是把土地寫進了書里的，真正的優秀小說，是把書寫進土地里的。我認為《鄉謠》是把小說寫進了土地里。把土地寫進小說里的小說，總讓人有寫作的痕迹，能看到土牆上抹上了水泥，能夠看到人工的種種痕迹。《鄉謠》是那樣的原汁原味，完全沒有作家出於市場的需要，出於藝術的需要，出於政治的需要，編造各種各樣動人的情節，起伏迭宕戲劇化衝突、懸念，所有的這些都被黃國榮廢棄掉了。他讓文學歸於大地，而不是拿土地來給我們文學使用。

第二印象，末流小說，沒有思想；比較好的小說，是把書裝進思想，常常產生的問題是思想大於形象，讓大家接受教育我不贊成。真正優秀的小說，是把思想融進書里。國榮先生對人生命運的思想和思考，都不留痕迹，讓我們在人物的命運當中去品味。他沒有剝奪讀者思考的權利，讓讀者在看二祥的行為時思考我們民族的命運，國家的命運，作為人性命運的追求。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一點優點和長處。

第三印象，末流的作品，沒有人物；比較優秀的作品，把人物裝到書里，但國榮的小說是把書裝到人物里。他把作品裝到二祥里，裝到二祥的形象里。作家沒有居高臨下高屋建瓴俯視紜紜眾生，彷彿作者就在用二祥的眼光觀察和品味自己的生活，觀察周圍的生活，也讓我們讀者彷彿裝進二祥的軀殼裏品味生活。這部作品讓我敬畏，尤其是作為賣文為生的我，不能不產生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

《人民文學》副主編、青年評論家李敬澤：

看了三部長篇，主要是看了《鄉謠》，我很震憾。不是作品本身震憾了我，而是作家在三部長篇里，能夠掌握這麼廣闊和複雜的生活經驗層面，我覺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儘管我們在古典文學，或者傳統大師的角度來看，這好像是小說家本該做到的事，但是，實際上，中國小說家，應該說大部分是做不到的。他很難在他的很多作品裏，幾部作品裏展示有着如此的差異、有着如此豐富性的，這樣人類經驗的不同層面。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很多作家做不到。我想我們的文學也需要走到一種相對成熟的階段，同時我們也需要對小說有一個合乎常識的，不那麼衝動的一種理解。這個理解，包括小說家。我想一個小說家，到了40歲以至50多歲，寫出他真正的重要作品，甚至開始寫出他真正重要的作品，我覺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鄉謠》等“日子三部曲”首先印證了我這樣一種感覺，我們有必要對這樣一種寫作，給這樣一種成熟的，建立在對人類生活廣闊性、豐富性的把握之上的這樣一種寫作更多的更充分的重視。

《鄉謠》主要寫鄉村經驗，小說家有沒有能力從他的經驗中，在他的小說里構造和塑造出比較有特殊性的、有着比較豐富性和具體性的藝術世界，這是最重要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鄉謠》所提供的的鄉村世界，它在我國的鄉村寫作中，確實是有它非常獨特的東西。我這樣說是不是輕率，我國建國以來的鄉村寫作，基本上是北方人的鄉村寫作。一個原因是，北方農村比較適宜革命書寫，北方農村的社會狀態和人的生存狀態，比較適宜革命書寫。江南農村不太適宜，不太適宜這種革命書寫。之所以不太適宜，某種程度上，《鄉謠》這樣的小說里也看得出來。它所提供的那樣一個農村世界裏，我們感覺到儘管有歷史的風雲，大的歷史風雲在那裏激蕩，但是，我們依然感覺到，這個農村世界有它非常豐厚、相對穩定的東西在那裏暗自運行。你到浙江、安徽、江蘇一些地方去，你會感覺到千年以來的積累的東西，多多少少依然維繫着人們的生活，讓他們有一個根。從這個意義上說，《鄉謠》給我們整個農村題材的書寫，對農村世界的想像，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標本。

二祥這個人物，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看的過程，我始終覺得的點把握不定，不太好說他是個什麼人，在每一個點上，他都是失敗者，但是，我覺得整個小說看下來，他實際上是個成功者。儘管他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經歷了那麼多的失敗，但實際上他能夠從歷史中倖存下來，依然能夠微笑着生活的，還就是他。他還是個成功者。他確實是非常典型的，也是非常深刻的，我們還是要深入地思考二祥這個人物形象，我也想得不太清楚，他有阿Q的一面，但是他遠遠不是阿Q。從我個人來說，二祥這個人物有些猜詳不透的複雜的歷史內容和人性內容。一部長篇能夠給我們提供這麼一個人物，提供一種用現成思想、現成的說法，你沒有辦法輕易地分析他，給他輕易地歸類的人物，這個就是這部小說的重大成果。

視角問題。作者在序言裏非常重視視角。我認為作者更多地重視了社會學意義上的視角，平民視角還是農民視角啊？我認為視角遠遠不只是這麼一個意義上的視角。對於一個小說家來說，往往是一個認識論的立場，當你選擇一個特別的視角的時候，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論上的可能性，能讓我們從這裏看到一些我們在平常的角度根本看不到的景象。比如二祥的視角，一開始我就覺得非常有意思，你說他是真傻還是假傻？這樣一個裝傻充愣或者半傻半假傻的人物，我們小說史上有歷史的源淵。最遠的有唐.吉珂德，他就是半傻不傻的人物。這樣一個人物在小說史上的傻瓜系列產生了一些非常重要和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可以說二祥是設置給歷史的，我們的歷史也像唐.吉珂德瘋狂地在跟風車的戰鬥中。二祥老是在說一些傻乎乎的戳破我們視角的話，他自己也常常生活在幻覺之中，他那點想過好日子的乞求，也常常成為不切實際的幻覺。所以我認為這個視角里本來是有非常豐富的東西，現在《鄉謠》在這個視覺的掌握上，還不是特別有意識，還不是特別的準確，沒能把它很有力地貫徹下去，如果一開始就堅決地守着二祥的視角，一切都是通過二祥的眼睛、身體和心靈去感受，這樣整個作品的藝術水準比現在還會高得多。

評論家伍秉傑：

為什麼作者要把這三部書叫成“日子三部曲”。一般的三部曲有兩種情況，像“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人物是貫穿的。還有一種是人物之間沒有關係，像茅盾寫“幻滅、動搖、追求”，但有一個過程，大革命時代的過程。黃國榮為什麼要把三部作品放一起，都有一個“謠”？都寫下層人物生活？似乎都沒有多少理由。我發現是它們的內在聯繫的民間精神，在我看來是民間道德，三部作品都是用民間道德覆蓋起來的。比如《兵謠》中的古義寶，正如朱向前說的軍人形象中的第一種，謀生軍人。前半部把軍人謀生的手段全寫到，然後他犯了錯誤，犯錯誤后，他的第一個感覺是羞恥之心，而不是在政治上反省，政治上反省也是很正常，而他在道德上反省，感到非常羞恥。他後來做事，都是要在道德上證明自己，無愧于軍人的榮譽感。這是民間精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人們通常把民間文化與民間精神理解成與主流意識相對的東西。現在小說里把主流生活，或者歷史主潮，表現得越強烈就越民間，這種想法非常偏面。黃國榮的民間精神在小說里有一個升華，升華到那裏去？可以升華到革命、也可以升華到道德。他作品的民間精神體現的不同是：一、與主流生活和歷史主潮緊密相聯繫；二、抓住了民間道德這樣一個具有普遍意義和覆蓋率的東西在寫；三、他在民間精神上是有升華的。我覺得這三部作品是可以統一起來的，又是非常有價值的。

評論家牛玉秋：

“日子三部曲”里最能稱得上日子的是《鄉謠》。我最喜歡他的《鄉謠》，《兵謠》很完整，人物是有發展的，這一點，其他兩部是比不上的。但是《鄉謠》真的是一部小說，我特別讚賞小說往小里說，他把汪二祥所有與歷史發生關係的事情，都是從個人的角度來寫，這部書確實很好，有一種非常驚奇的感覺。《街謠》讓我覺得，黃國榮作為業餘作家，他的生活面很廣闊，不是說他去開掘新領域，他自己就有這種生**會。年輕時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我在巴爾扎克的小說裏面學到的經濟學細節，比從經濟家的著作中學到的東西還多。我體會特別深，當時還與同學爭，是哲學家偉大還是文學家偉大，文學家能把經濟學的細節都表現出來。我看《街謠》時，我感覺是，我要是學着做書，《街謠》所提供的知識經驗，比教科書中提供的東西還要多。他把我國的出版史，改革開放初期的出版史，真實地再現了出來。我們把它放在“日子三部曲”當中來看，可能會感到有所欠缺，但是如果把它單獨提出來看，作為我們整個出版業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的歷程來講，作為一部史來講，真是寫得精彩極了。這部書有它的獨特價值。《鄉謠》，我特別喜歡它的敘事態度和敘事角度，完整性比《兵謠》差一點,,它確實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編審、小說家項小米：

剛才許多評論家說，對黃國榮的作品驚奇，不要說你們驚奇，我們整天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他始終不斷地讓我們驚奇。他工作這麼忙，你從來看不到他寫作，但過一些日子，他就告訴你，我又寫了一部小說，都不知道他是怎麼寫出來的。《兵謠》的最大價值是提供了一個過去完全沒有見過的形象。應該說古義寶形象的創作是很大膽的，至少我在軍隊生活這麼多年，我是沒有勇氣去寫古義寶，把古義寶內心的真實想法用文學的形式把他寫出來，按我的腦子裏的想法去寫古義寶這個人，寫出來應該是被槍斃的。這是黃國榮創作上的一個突破，而且至今在軍隊的創作中還沒有超過黃國榮在《兵謠》裏提供的這樣一個超前的人物形象。

從藝術角度看，最完美的是《鄉謠》。《鄉謠》的閱讀給人帶來快感。二祥這個人物，他一出來就能看到他的形象。《鄉謠》，我覺得它比很多被現在的文學界評論界評價很高的一些作家寫的同類題材的作品寫得要好。它是全部用細節堆起來的，裏面有很動人的細節，甚至驚心動魄的細節，讓你不能忘懷，像周菜花為了活命與屠夫進行的食與性的交換。二祥這樣的人物，在好多人的筆下反覆出現過，但這些人物給我的感覺是哲學層面上的，還有一些人物刻畫得也有一些不錯的細節，但人物過於簡單。二祥非常卑微，從來沒有失去過尊嚴，這是作家主觀賦予他們的一種東西。他的作品在艱難和困苦之中，總是給你理想和希望，給你追求理想的希望的路徑。他本人非常善良，他非常寬容，生活中給他很多不公正，他都能自我消化掉，還是以自己的善良之心去待人。這就造就了他的作品，不夠那麼狠，有江南的娟秀、纖細。

過去他的小說敘述語言平實。《兵謠》裏開始幽默，但那是不自覺的。在《鄉謠》裏，我就覺得小說已進入幽默加思索的語言，越來越進入佳境，《鄉謠》的語言讓人看得非常痛快，非常過癮，這都是直覺。三部作品給我最大的啟示是，文學來自生活。業餘創作在這麼難的情況下，他能寫出這麼多好作品，這全是生活給他的彙報。他是農村出身的孩子，當過兵，現在一直做出版工作，他一點都沒有把自己的生活糟賤，全寫出來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他能再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青年評論家蔣泥：

我感到驚訝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黃國榮的“日子三部曲”面世后，將近一年了，整個批評界如此漠然，反而在吹捧一些短命的急就章。尤其是《鄉謠》，這樣一部重要作品2000年就先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版本，至今三年整，卻沒有幾個人研究，民間反有一些很好的反應，據說中央人民廣播台聯播后，收到幾百封讀者來信，來自最底層，很有點開天荒的意味。人文社的批評家李建軍，《鄉謠》都從來沒聽說過，可見我們的評論家眼界是如何“局限”。

我個人覺得，《鄉謠》是“三謠”里最出色的一部，也是中國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我覺得它的人物、文化含量和緊貼現實對社會發展的反思，超過了《白鹿原》。它等於從整體的高度，以二祥的命運和遭遇，對合作化、公社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的反思。它不是從概念上作出主觀的否定，而是讓讀者在二祥的命運中覺悟。這樣一個最底層人物的命運，便具有了極大的典型性。老實說，我不怎麼喜歡《阿Q正傳》，那裏的人物過於理念化，阿Q是個特殊的形象。《鄉謠》裏的二祥卻是活生生的，受的是正常人的遭遇，他的意義和價值就比阿Q更加真實、生動，涵蓋的歷史內容也更為豐富多彩。

農民佔了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但我們的作家少有關注；“知青”那一代作家，對真正的農村是隔膜的，寫農村題材的作品時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心態來命筆的，不以為農民是和他們一個等級的人，這是1956年以來，特別是1958年實行戶籍制以來，政策上長期歧視農民和農村引發的後果，人災遠遠大於天禍的後果。真正的農民在如何受難，運動里有怎樣的心態、表現，少有人涉及。《鄉謠》沒有迴避這些最重大的歷史內容，作出了獨特的發言，可以說，其深刻、完整、全面，在思想認識上的意義，超過了一般的當代史教科書，經典作品所具備的品質，它具備了。

總政宣傳部藝術局副局長汪守德：

幾年努力，黃國榮拿出了三部長篇小說，從一個不怎麼出名的作家，成為了一個重要的作家，這一步邁得比較有意義，這是重要的一步，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祝賀。他一直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對作家朋友的作品比較熱心，他想到的主意會毫不保留地告訴作者，這個過程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幫助了作者，另一方面也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在談的過程中、相互碰撞中提高自己，非常有意義。這個過程他沒有白費，而變成了自己的資源。

從我們的職業角度更關注《兵謠》，他塑造了古義寶這個有不同特點、不同性格的人物。我們歡迎這樣的人物出現，但是這樣的人物出現極其困難。他寫得比較巧，寫了基層的士兵形象，如果寫到高層，官大了，職務高了，這當然與文學無關，但有些領導審查時、閱讀的時候，就不大容易接受。一個普通士兵，接受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他利用了這樣一個人物來寫部隊生活，來寫基層士兵的形象，我認為寫得是比較巧妙的，應該說是真實的，比較有特點，不同於我們以往作品中認識到的軍人形象。比較遺憾的是，我們一直在提倡新意和特點，這種成功的、人物豐滿的、讓讀者能接受的、又是這個時代的人，在我們的作品裏出現得特別少。所以古義寶這個人物確實有意義。

從閱讀的感覺來說，《鄉謠》寫得更好一點，概括地說更加是個文學作品。是否像蔣泥說的已經超過了《白鹿原》我還不敢判斷，但我感到至少是有《白鹿原》之風的作品，還是比較厚重的作品，你讀起來感到它不是那麼簡單，可以感到作者在對那種生活描寫的內心分量。無論是《兵謠》還是《鄉謠》，他會讓你感到生活的苦難和人生的苦難，很讓你內心發顫。一個作家，誰來判斷他的作品比較好，有一種角度還是比較重要的。像《鄉謠》在電台聯播的時候，我老母親，已經70多歲了，她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她是已經播了幾天之後隨便轉檯轉到的，一聽就一直聽到播完(前後近兩個月)。她說這個廣播好，裏面的人物是如何如何地像，如何如何地真實，如何如何地有趣。這麼一個老太太，她判斷有她的標準。評論家、作家、領導對作品判斷，是有無數個作品作為參照系的，作為農村老太太的判斷，她是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來判斷，這個評價我認為是比較重要的，你寫農村的生活，一個70多歲的農村老太太以她的生活經歷，來肯定你的作品的話，對我比較有啟發。

中央廣播電台文藝部主任編輯、記者葉詠梅：

作品的價值，不在評論宣傳炒作，而在歷史和受眾對它的評價。《鄉謠》當時是作為一般節目播出的，沒有搞什麼宣傳和活動，但反映很好，收到幾百封來信。現在聽眾一般不寫信，搞有獎活動才寫。但《鄉謠》的那些受眾來信是自發的，而且都寫得那麼認真，寫得那麼長，寫得那麼好，這是作品真的打動了他們的結果。所以，作品的價值的確認，宣傳評論是一個方面，我認為受眾和歷史承認才是真正的承認。

評論家何西來：

《兵謠》這部作品很有意思，主人公有兩個導師，或者說有兩個教父。一個是很現實的，很功利的趙昌進；一個是文人化的，或者廣而言之理想主義的叫文興。趙昌進實際是個利己主義者，他的出發點，並不在於要引導古義寶走向更高的境界，說左傾的形式主義還不對，他是做道德賬的，內心卻是卑污的，但是有效的，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正負兩極。古義寶脫離農村，只有一條路——當兵，趙昌進點化了他，告訴他奧妙在哪，讓他注意各種各樣的關係，讓他在關係中生存，這絕對是有效的。趙昌進是古義寶入夢的教父，他要幫古義寶圓他的夢。帶古義寶出夢的教父是文興。文興之“文”，在特定的環境下，只能夠帶着古義寶不斷地碰壁，他不可能讓他走出來，那裏是走不出來的。文興本身的官運也不怎麼亨通，總被趙昌進壓着一頭。作品的意義，不僅僅是寫了一個軍人，他跟着趙昌進，能夠昌，能夠進；而且兩個人都能昌，都能進；但是必須異化，改變本質，否則沒有門。作品的意義和作者的憂患意識就在此。

另一個教父描繪在我們理想中，黃宗英搭的那個小木屋是搭在稿紙上的，就現在，如果按文興的辦法去干，也不行。兩個教父反映在古義寶身上的東西是值得研究的，悲劇是註定的，結果只能是這樣，難以意料。如果給一個文明的結尾，作者就違背了真實，他只能這樣結尾，這恰恰是作家的可貴之處，放到文化體制和文化環境中，我們才能更深地理解這個人物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