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查理髮現美國(1)(圖)

查理從隱蔽處喊道：“嗨，哥們！”郵遞員四處看看，試探着說了聲：“hello”“關門！回去把門關上！”查理大叫。“你在哪兒？”郵遞員迷惑的問。查理模仿香港小販怪笑起來，郵遞員跳上他的卡車飛馳而去。

到紐約已是午夜，全家精疲力盡；孩子們和貓都在高聲抱怨，查理卻異常歡快讓人心煩。也許讓人心煩，但他卻非常有用，真讓人吃驚，他的談話幫我們順利通過海關。1966年，冷戰還在熱烈進行，美國國務院中的一些人認為中國是非常危險的敵人，他們稱中國為“黃色威脅”或“紅色恐怖”。紅色中國生產的東西屬於違禁物品不得進入美國。(消費者，這值得深思！)我們剛在香港呆了三年，孩子們一天天大起來，理所當然，我們的衣服都是中國造的，還有那些藤條箱裏的所有東西，除了姑娘們的德國皮短褲。似乎不可避免，海關會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的標籤並沒收所有東西。另外，空姐還告訴我們最近剛實行禁止鸚鵡，因為爆發了鸚鵡熱病。我們召開了幾次家庭會議討論如何偷運查理，但此刻我已精疲力盡無心多想了。我私下裏希望海關沒收所有東西：包括丈夫、孩子和動物，而另選別人和他們打交道。沒這麼走運。我們抱起嘰嘰喳喳的查理和哼哼嘰嘰的貓(可能是因為繫着行李安全帶長途飛行而暈機)走向海關。我們故意選了一個看上去疲憊不堪的官員，希望能嚇住他；並讓孩子們吵鬧，製造混亂；孩子們覺得很好玩並且出色完成了任務。那位鼻子粉紅的大個子官員打量着我們這麼一大幫子，臉都白了：三個竹簍里貓在嗥叫；15隻藤條箱，6個柳條籃子，四個哭鬧不止讓人生厭的小孩；滿臉愁容一觸即發的父親和精疲力竭的懷孕母親，手提一個大黃銅籠子。他使勁翻了翻眼珠，指着籠子，悶聲問道：“那是什麼？”我還沒來得及回答，查理就口齒清晰地說“你好，查理。”海關官員一臉困惑：“誰在說話？”“你好，查理！最近怎麼樣？”查理重複着。大個子搖搖頭，一臉驚異轉成了微笑，“這鳥可真了不起，他怎麼知道我叫查理？”“他有特異功能，”我說，“也許還會心靈感應。”官員有點懷疑“真的嗎？”“是的，真的嗎？”查理大聲叫道。再看一眼我們的隊列，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突然他好像有點撐不住了，迷糊的眼神露出一絲恐慌。“好吧，好吧。”他嘟囔着，舉起雙手像是擋開猛烈進攻。“走吧，離開這。全體。快。安靜地離開，OK？”“OK！Bye-bye，查理，”查理尖叫着，“Bye-bye，嘿嘿嘿。”我又回頭看一眼那可憐的傢伙，他正一臉驚異地盯着我們。離開德國前，我們聯繫了在南京時結識的老朋友。漢克·利伯曼曾是前《紐約時報》駐中國記者，還有他美麗的妻子凱，當時被國務院派往中國，是當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的秘書。利伯曼夫婦和兩個孩子住在紐約一個郊區——斯卡斯黛爾。我們以前從未聽說過這個地方，但在紐約的熟人中，只有他們在這麼倉促的情況下如此慷慨地主動提出接納我們全家，直到我們找到住處。時值九月，學校剛開學。托平去斯卡斯黛爾高中給蘇姍註冊，但校方說學校只收當地居民的孩子。“當然，我們就住這兒。”情急之下，托平編了一個地址和電話號碼，而校方沒人想到要核實一下。不管怎麼說，他也是《紐約時報》海外版編輯。接着他去斯卡斯黛爾初中給凱倫和萊斯莉註冊，再去海斯科特小學給羅賓註冊，每次都重演一遍這套把戲。這下四個女兒分別在三個學校上學，我們真得找個住處了，不然會引發醜聞，敗壞報紙的聲譽。我們就這樣在斯卡斯黛爾定居下來，而托平也成了《紐約時報》第一位不住在紐約城裏而住在郊區的高層編輯。一切都是即興所為而非長遠計劃。那些東方寶貝和傢具還在去德國的海上，我們本來計劃會在那兒住幾年。現在我們得找一個帶傢具的房子。托平一家和他們的隨從撤到附近的一個舒適房子后，心地善良的利伯曼夫婦也禁不住鬆了口氣。我們在一個農舍住了六個月，同時準備買房子。最後選定一座相當時髦的仿維多利亞式老房子，共3層，房間有松木壁板，還有很多大窗戶用來採光。橡木地板已經起皮，5個壁爐，檐上有白釉藍彩陶器；滑輪式電梯，我們趁孩子們還沒從平台上摔下來趕緊把繩子釘起來。還有一座帶活門的小木屋(跟祖父的一模一樣)，帶山形牆的銅屋頂已經有了一層柔軟的銅綠。這座房子，外帶一個馬車屋，大約建於1900年。在香港，我們住的公寓很現代化，而那些中國傢具正適合這座老房子。外面有寬敞的花園，周圍是一小片老樹林，查理和貓對這一切歡欣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