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2001年5月(5)

每一天，我的下屬們向我彙報着發生在警察局裏裡外外的情況，諸如某校園發生持刀傷人案(兩人被捕，一人逃逸)；有警員發生車禍(沒有人員傷亡，警方人員無非法駕駛行為)；警察局內部有人在搞政治鬥爭(有人想提拔一名警員，藉機擴大警察局內西班牙派系的勢力，而該警員的業績根本無法令人信服)；一名婦女在走回自己汽車的途中被人刺死；一名警員被發現盜用其他同事的信用卡；哈德遜河附近發現兩具屍體，等等。一天下午，臨近黃昏時分，辦公室里，我的私人專線電話鈴聲響起。電話里傳來雷尼?萊默的聲音。雷尼在情報部工作，是我多年的好友。“你要打聽的那件事情，我搞到一些資料。”我一下子將話筒緊緊地攥在手裏，“都有些什麼資料？”“從這些資料來看，應該就是你要找的那個人。”雷尼說道，“或許，我們見面談更好些。要不要我到你辦公室來？”“不用了。這條專線是防竊聽的。”電話里傳來一陣翻弄紙張的聲音，“她有為數不少的犯罪記錄。”雷尼欲言又止。顯然，雷尼認為，有些事情，我還是永遠不知道的好。“說吧，我有心理準備。”雷尼嘆了口氣。“她用過十個化名，喬?愛雯麗?巴雷、帕德瑞拉?喬?庫爾迪斯、喬?愛雯麗、帕德瑞拉?喬?弗雷切、帕德瑞拉?喬?巴雷……”在將十個化名一一複述之後，雷尼說：“她被捕過三次。”接下來，又是一陣欲言又止的沉默。不得已，我再次敦促雷尼講下去。“她三次被捕，”雷尼說，“其中兩次因為賣淫入獄，一次因為逃避……我覺得，還是到你辦公室面談好些。”“好吧，你馬上過來。”我放下電話，凝視着辦公室里老羅斯福總統的那幅肖像。又有電話鈴聲頻頻響起，可是，我沒有應答。我覺得自己彷彿被什麼東西壓得動彈不得。大約十分鐘后，辦公室門外傳來輕輕的敲門聲，隨後，雷尼走了進來。從他的表情，我可以猜到，他帶來的不會是好消息。“我帶來了驗屍報告。”雷尼說。“比我想像得還要糟糕？”雷尼極不自在地坐到椅子上，他說：“是的，非常糟糕。”法醫在驗屍報告的最後這樣寫道：“死者，女……有多處明顯傷痕，左眼處、左臀、大腿及小腿處均有傷痕。其中，左眼處因受重創，導致顱內出血致死。”“有沒有人被抓？”“沒有。”雷尼回答，“這一點非常令人費解。我甚至沒有找到任何警方的調查記錄。讓人不可思議。”“警方為什麼不去調查？”我問。雷尼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的問題，他只好坐在那裏，無言地望着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類似的事件幾乎每一天都在發生，有太多的女人，像我面前卷宗里的這個女人一樣，在無可救藥中死去。卻沒有人想要找出她們死亡的原因。然而，對於這份卷宗里的女人，對於她的死，我一定要親自追查下去。不查出她的死因，不追出兇手，我將永遠寢食難安。我感到胃部一陣痙攣。屍檢報告上寫着，1964年12月14日，一名白人女子喬?巴雷?庫爾迪斯，三十九歲，於俄亥俄州紐瓦克市被人毆打致死。喬?巴雷?庫爾迪斯，這是這個女子生前的最後一個化名。“帕德瑞拉?克里克。”我屏住呼吸，念出這個名字。這，便是我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