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和北影廠長汪洋(3)

36、八十元獎全在臨出國的前一天，發給我們每人100港元。我拿着錢立刻就到香港最便宜、最低檔、有身份的人絕不會去的“女人街”，想買件應酬穿的體面一點的衣服。當我正在小販的麻袋裏大汗淋漓地來回翻騰，頭髮、眉毛上沾滿了棉花絮，正同攤主“寸土不讓”地討價還價時，居然有許多香港觀眾來請我為他們簽名。唉！我們中國的電影工作者實在是太窮了，每次出國都弄得窘態百出，這一切都使做廠長的汪洋深深地嘆息。他曾無數次地為我們請求、爭取、申辯、爭吵，以至於說話過量患了喉炎，喉頭大出血，不得不住院治療。可是，他也改變不了現狀。他只有勒緊褲帶為我們謀福利。那次我們從日本回國，全代表團都面臨收到的禮物要上交的問題。日本朋友送了我們每人一塊電子錶，還有其它的小物品。汪洋召集大家開會，宣佈他的決定：送給他自己的所有東西都上交，其中有他喜歡的手錶，他再用錢從有關部門買回來。大家的東西都不必交了，只是回去后千萬不可張揚。汪洋，作為北京電影製片廠最有權力的廠長，我發現他並不是無所不能，哪怕是在他管轄的範圍之內。有一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這一天，我拍外景回到廠里，聽人家告訴我，由於我的辛苦勞動，以及在3部影片里的突出表現，汪洋和行政副廠長朱德熊一致推薦我當廠里的先進生產者。我高興得蹦了起來，因為我從來沒有當過先進生產者。我馬上問：“發什麼紀念品？”回答說有80元獎金。80元！這可是一筆巨款。“請客！”反正是飛來之財，為圖吉利我毫不吝嗇。我借了80元，請朋友們去全聚德吃烤鴨。朋友問：“請多少？”我說：“80元吧。”朋友說：“70吧，給你省10塊。”37、結局令我不快我們盡情地揮霍我的“成功”，美美地打了一次“牙祭”，在飽餐了一頓之後，我又出外景去了。當我再一次回到北影，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領我的先進生產者的獎金。我興緻勃勃地走進工會辦公室，他們卻告訴我，我已經被擼下來了，理由是我表現不好，自由散漫，正在離婚，所有到會者都不舉手，汪洋和朱德熊兩票根本不管用。萬萬想不到汪洋的權威也會受到抵抗，我馬上變成了負債纍纍的楊白勞。為還這筆巨款我白白地辛苦了多少個月！其悲慘情景活像莫泊桑小說《項鏈》裏的女主人公。還有一件事我的印象更為深刻。有一年，北影大興土木蓋新房，照顧那些沒房住或是住房困難的職工。在看圖紙時汪洋就圈圈點點：這一套給張連文，這一套給李仁堂，這一套給張金玲、李秀明、劉曉慶……得到這個消息，沒有房住的我自然是喜出望外。每天我都憧憬、規劃着我的新居，工作起來也幹勁沖天。後來，新房蓋好了。到了分房的時候，汪洋親自擔任分房委員會的主席。可是，廠里卻鬧翻了天。不少人到汪洋那裏去哭訴，擺困難，弄得汪洋手足無措。廠里絕大部分職工都不同意將這些二室一套的居室分給我們這些演員，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單身“明星”。分房委員會一致表決通過給我一間住房，同別人合住一個單元，汪洋也無可奈何。那時候，我正在外地拍片。當我回到北影時，不僅沒有我的一套住房，連分給我與別人合住一個單元的房子也被別人強行佔據了。我的夢想被摔得粉碎，我仍然還是無家可歸。分房委員會說我的工齡不夠，人口不夠，既沒有結婚，又沒有孩子，住房問題可以將來再說。在悲憤之餘我衝進汪洋辦公室，含着眼淚用他那樣大的嗓門擠命對他喊叫：“結婚生孩子誰不會，不見得人人都是好演員！簡直是一場騙局！”我用最大的力氣摔上他辦公室的門，揚長而去。我的心裏滿是凄涼。我想，這下子完了，房子還是沒有，又把汪洋得罪了。不久以後，我知道了全部事情的經過，我懊悔不已。廠長為了我們也是夠難的，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來照顧我們，我們應該體諒他。只希望他不要生我的氣就好。而令我驚奇的是，汪洋對我一如既往，好像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我同他吵架的事，直到今天他也沒有提起過。他好像把我至今耿耿於懷的這件事徹底忘卻了。38、參加“走穴”的原委後來，文藝界開始“走穴”。我也參加過許多次這種活動。上級部門責成北影廠，要我們交待“走穴”的地點、場次、時間，每場掙了多少錢，除了把錢全部上交以外，還要深刻檢討。那段時間，我的家庭負擔很重，我的外婆當時已90歲高齡，父母均體弱多病，父親已成殘廢，我唯一的妹妹在法國念書，也由我接濟，還有我妹妹3歲的孩子也在我家。一家六口老弱病殘，我都要負責。而我拍電影從來沒有酬勞，光憑50元工資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我不得不去“走穴”。開始“走穴”以後，剛剛掙了一點錢，馬上就寄回給家裏了，聽說要交上去，自然是一千萬個不情願。劇團里催我多次，要我“坦白交待”，我總是一拖再拖，決心“抗拒到底”，不怕從嚴。39、我感到羞愧一天，汪洋在廠里碰到了我，第一次小聲地對我說。“你究竟掙了多少錢？你得給我說實話，別讓將來我們大家都臉紅。”我看着他，抑止住想說真話的衝動，口是心非地說：“300元。”汪洋馬上就相信了，立即大聲地說：“你還是跟劇團說清楚的好，別人都傳說你掙了好幾萬呢！”從此，汪洋逢人就為我闢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