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領取畢業證書那天，我還是無業游民

當時，我對自己的主持生涯並不抱信心，但對中央台充滿嚮往。只要能進中央台，哪怕什麼節目也不做，我的虛榮心也會得到極大的滿足。

終於，文藝部鄒主任給了我一張表格，要我填寫后交到人事部。我大喜過望，以為自己進中央台的事已經是板上釘釘了。我仔仔細細填了表，恭恭敬敬地交到人事部，可事情就再也沒有了下文。

到了領畢業證書那天，我還是“無業游民”。同班同學分別去了中國日報、國際廣播電台、文化部等國家機構，每個人都興高采烈。

我也挺高興的。沒去中央台是很遺憾，可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主持中央台的節目也不錯，將來萬一變動工作也方便。惟一讓我心煩的是，我必須找到一個接收單位，否則，我只能以待業青年的身份把檔案轉到街道。當時我的觀念挺古板，做自由職業者可以，當街道待業青年可不行。稱謂對我很重要。於是，我把檔案放進了海淀人才交流中心。這下好了，我是人才，而不是無業人士了。

辦好手續，我把身份證、畢業證書、戶口本一股腦塞進背包，包就那麼大大咧咧地扔進了自行車車把前的鐵筐里，之後，心情愉快地騎車回家。騎到真武廟二條，我把車停靠在馬路邊，兩腳點着地，一手扶把一手從報攤上拿起一份報紙，等我再轉頭過來要拿包取錢時，卻發現我的包已經不見了。小偷簡直神了，兩秒鐘之內竟從我的眼皮底下偷走了我的包。

我連忙騎車到月壇派出所報案，民警很熱情，可聽說我錢包里只有50塊錢，就遺憾地表示：數目太少，不能立案。我趕忙炫耀地說：“我的包里還有一個價值3000多元的中文呼機。”

民警一聽，高興地說：“那足夠了，可以立案!”

第二天，我拍完節目回到家，竟然看見我失竊的黑皮包就放在桌上。

原來，小偷拿走錢包里僅有的50塊錢和呼機后，把皮包扔在了復興門立交橋邊的草地上。有行人撿到，從包里翻出我的身份證和通訊錄，輾轉將包交到了我爸爸手上。

我翻了翻包，戶口本等重要的文件都在，這才長出一口氣，心裏對那個盜亦有道的小偷充滿了感激之情。

現在想想，我大學畢業后沒能進入中央電視台，責任都在自己。我沒向任何人表示過對中央台的渴望，總不能希望別人上趕着用八抬大轎請我去吧!

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徹底改掉被動的性格。

當畢業分配的忙亂過去之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藝苑風景線》的拍攝工作。它是我當時惟一的陣地，也將是我未來事業的奠基石。

我沒有和劇組簽約，也沒有討價還價地談過我的報酬。我乖乖地拿着每集300元的勞務費，覺得挺好。畢業前，我只能拿到每集150元，劇組解釋說因為我還是個學生，所以報酬減半。我當時對這個解釋不太滿意，覺得有點欺負人，但也沒太往心裏去。如今一畢業，工資竟翻了一番，當然很高興。可仔細一想，《藝苑風景線》每兩周一集，這意味着我一個月的收入只有600元。我想跟劇組說，錢太少了，但怎麼都張不開嘴，最後也就算了。好在我剛走出校門，生活方式和在學校時沒什麼差別，吃盒飯、搭公共汽車也花不了多少錢。我很快就忘記了對待遇的不滿，開開心心地過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1993年底開始，我的情緒變得相當低落。工作失去了挑戰性，情感也沒有着落，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方向。平心而論，《藝苑風景線》在當時的口碑相當不錯，雖然播出時間比較晚，但它一直有着相對穩定的觀眾群。

2002年6月，我去內蒙採訪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和玉榮。龍梅的丈夫老張一見面就對我說：“當年老看你主持的《藝苑風景線》。”

節目本身沒有問題，但它沒有辦法提供我所需要的舞台。我感受到自己體內蘊藏着力量，但我找不到釋放它的場所，這讓我痛苦不堪。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環境也變得不再單純。面對這麼多難題，我沒有能力解決，只有眼不見心不煩一走了之。

1994年，我參加了GRE考試，年底到了西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