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章結縭(3)?

1973年夏天的這場風波，到7月底已達**。在章含之的記憶中，許多話傳下來說外交部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還說外交部要“摻沙子”……一時間外交部內部、司兩級領導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聽信這些傳達，無從核對。7月4日，**召集了王洪文、張春橋等5人談話，並要他們都學點外語，“免得上喬老爺、姬老爺的賊船”。後來的正式文件中“喬老爺、姬老爺”被改為“老爺們”，但矛頭所指十分明顯。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章含之所在的亞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黨主席布托要求訪華的報告。布托是中國的老朋友，雖然他當時是在野黨，但外交部認為應同意他訪問。周總理也同意。孰料，到了**那裏，他不同意，批示說：丟掉葉海亞，招來小政客，就是丟掉西瓜，撿了芝麻。這又成了一件周總理檢討的事件。此後，周總理作檢討，外交部也作檢討。有人傳達說**說：“外交部是‘獨立王國，水潑不進，針插不進。’要摻沙子，換班子。”一時人心惶惶。**又批評說：“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事態發展得如此嚴重是大多數人始料未及的。那時，喬冠華是做了撤職下台準備的。但是，這場驟然而來的狂風巨浪到了夏末，卻悄然地逐漸淡化了。正像這場“鬥爭”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捲起千層浪那樣，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漸消沉了。外交部表面上似乎恢復了平靜，雖然這風浪的陰影在人們心中，尤其是部領導們的心中並未抹去。當時因要準備召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喬冠華被指定參與起草“十大”報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兩個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喬冠華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報告和這一年的聯大發言之中。但他預感這風波只是為了開好“十大”而暫停，實際並未結束。對於政治的變化莫測，喬冠華和章含之都一片茫然。那時候章含之和喬冠華尚未結婚，但這種險惡的政治形勢反而增強了他們在一起共渡險關的決心。**“十大”是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京舉行的。8月30日召開了十屆一中全會。全會選舉了中央機構。喬冠華當選為中央委員。但此刻他的心裏並不輕鬆。9月28日，他在啟程赴紐約參加聯大二十八屆大會的前夕，給仲曦東寫了便箋：老仲：明天走了，從心底里祝你好，放寬心。我會記住當前所經歷的一切，嚴於律己，寬於待人；當然，即使如此，也會閑話不少的。但這是必然的，階級鬥爭嗎！？我心坦然，請你放心。熱烈地握手。老喬28/973寥寥數語，喬冠華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從局外人看，喬冠華當時正處於外交生涯的光輝頂峰，中國進入了聯合國，他是**、周總理親自點將的中國代表團第一任團長。離京時，**指示要全體政治局委員在機場歡送。紅旗招展，鑼鼓齊鳴。數千名群眾擺成方陣，氣氛熱烈。此後，中美會談，他在**、周總理領導下擔任了主要談判，並與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報》。在黨的十大上，他又當選中央委員。在這無比燦爛的光環下，誰又能理解喬冠華彼時的困惑心情？誰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寫給仲曦東的這個短箋中所飽含的複雜情感？不過我們仍可以從這張便條看出，喬冠華當時的心情是相當沉重的。但是，這並不影響他的工作情緒，到了“聯大”會場，他照常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充分展示了一個外交家的政治風度。會上，喬冠華同蘇聯代表團長馬利克就裁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他批評蘇聯假裁軍真擴軍，譏諷說：“蘇聯最後還利用發展中國家要求發展經濟的迫切願望，又鼓吹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削減10%的軍事預算，並把節省下來的一部分資金用於發展中國家的主張。這是蘇聯的自鳴得意的主張。……他至今沒有告訴我們，蘇聯真實的軍事預算到底是多少。弄清楚這個問題，恐怕要花好幾年時間。要真正按照蘇聯的建議，把軍費減下來，更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蘇聯這個偉大的計劃，用中國的成語說，叫作畫餅充饑。如真的是要讓發展中國家等待這批援助，豈不是要‘索我於枯魚之肆'？”喬冠華還說：“石油武器打開了經濟領域內反殖、反帝、反霸鬥爭的新局面……有人指責石油輸出國組織是一種壟斷組織，一種卡特爾。”“他們為什麼不想一想，卡特爾、托拉斯、跨國公司是工業大國首先發展的，並且至今還沉重地壓在發展中國家的頭上呢？”喬冠華這時提高嗓門，並用手指向會場的上空，有點激動地說：“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他還用“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生動比喻，形容當時兩個超級大國的爭奪，誠懇呼籲：亞非拉國家對此要提高警惕。喬冠華的發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會場先是活躍，接着響起了笑聲和掌聲。事後，他仿陸遊的《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寫了一首《聯大三年》的詩，詩云：前年來此射長蛟，白浪如山意氣豪。去年來此風稍靜，歸時但見天山高。今年來此意頗懶，誰知遇敵猶能叫。虎子不易得，虎穴須常搗，地球尚年青，人生惜易老。帝修未滅心未平，青眼高歌望爾曹。1973年10月30日，告別紐約同志章含之回憶：“七十年代，我和冠華最高興的時候是在國外開會或訪問。那高興不是為了去買‘大件’或其他洋貨。當時我們一個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錢，上下平等，從部長到廚師都一樣。除此之外，一點額外補貼都沒有。可以想見，這十美元只能到紐約廉價超級市場買點針頭線腦的小玩意兒。冠華要我替他買的永遠是地圖，他酷愛收集地圖。新的地圖很貴，我就到伯恩斯?諾貝爾斯書店的舊書部去買舊的，舊書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幾塊錢幾乎都被我用在雪糕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無論是買地圖還是吃雪糕，都不足以使我和冠華在國外流連忘返。我們真正想在國外多呆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國，住在使館內像是個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樣提心弔膽怕上面又出什麼風波，怕部里有人打小報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國外，我們不必扮演我們並不情願的角色，冠華可以比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華。記得1974年，那次出席聯大后我們途經巴黎回國，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濤大使和駐法使館的外交官同冠華聚餐，冠華喝酒過量了，飯後回到房間倒頭就睡。我睡不着，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這在那時是極為難得的空閑。我一邊玩牌一邊說我和老喬真希望能有機會外派一任大使。出國工作，至少還有勞有逸。可是老喬想去華盛頓當聯絡處主任，主席不同意，說他要留在國內，每年的聯大是他的事。我們玩了還不到半小時，冠華突然闖了進來，他酒意未消，帶着滿臉的不悅沖我說：‘你玩什麼牌嘛？！這種事很無聊。你應該休息！’曾大使夫婦很尷尬，他們和冠華是老友，只覺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華回房間。回到房裏，我非常生氣，嚷嚷說他太無理，憑什麼這樣粗暴！此時，冠華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淚了。我還是以為他是酒瘋，我說不跟醉漢打交道，說完就往外走。冠華下床拉住我，傷感地說：‘我的酒醒了，剛才的事對不起。我也不知為什麼很怕你離開我。我醒來，屋子裏黑極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獨。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離開我，你也離開我！’我愣住了。許久，我嘆息地說：‘你胡思亂想什麼，我怎麼會離開你呢？！’他說他也說不清，但總有一種預感他遲早會倒霉。他說好不容易在國外可以不去想國內那些複雜的事，他不願我離開他。我被他說得也感慨起來。這場小小的風波過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裏都不輕鬆。”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5～177頁。1973年的國際形勢也不太平。這年發生了中東戰爭，聯合國安理會會議很緊張。喬冠華最喜歡這種國際風雲的大風大浪。凡是聯大平靜的年會，他都覺得這些會很無聊，凡是碰上國際上出大事，安理會劇烈辯論的年頭，喬冠華就精神百倍，可謂“鬥志昂揚”。章含之看到他對鬥爭那樣投入，儘管緊張繁忙卻心情激奮，真希望他能永遠不受干擾地投身他傾心的外交事業。喬冠華他們預定10月中旬回國，因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與周總理、喬冠華會談。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捲入複雜的環境，章含之感到不寒而慄。於是她就給喬冠華出了個主意，要他發個電報回北京，就說今年安理會辯論劇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時間，請示國內是否同意他不參加基辛格訪華的談判。喬冠華很猶豫，說總理會不高興。中美會談的事，周總理是交給他承擔的。章含之說：“我總有點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訪華又會闖出什麼錯誤。我們還是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長，從名義上也可以不參加。躲開中美會談這種風險大的事也許可以保個平安！”在章含之的反覆勸說下，喬冠華髮了這個電報。不出他所料，回電傳達了周總理嚴厲的批評，說喬冠華不應把安理會辯論放在中美會談之上，令他必須按原計劃回國。喬冠華說，都是章含之出的餿主意，惹得總理髮火了。章含之說，我猜周總理懂得喬冠華不想回去參加中美談判的真實原因，但願他能諒解。就這樣，喬冠華和章含之按時回到了北京，並按原計劃參加了中美會談。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來華訪問。周恩來、葉劍英和喬冠華等一起與基辛格就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及其他有關問題舉行多次會談。基辛格說：“最初我們由於相互需要走到一起來了，我們在此基礎上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態度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關係。世界沒有任何別的國家領導人能像總理這樣全面思考問題。”周恩來說：“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你認為我們的關係是有原則性的、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我們同意這一說法。”12日，喬冠華等陪同**會見基辛格。在談到台灣問題時，**提出：應把美國跟我們的關係，我們跟台灣的關係分開。不幸而被章含之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離開北京之後，一場真正的政治災難終於發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二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運動，整個中國大地又一次動蕩不安；它也最終導致了周總理癌症惡性發作，住院手術后再也沒能回到西華廳會議室召集那令喬冠華、章含之熟悉和懷念的長夜工作會議。因為這一系列的外交談判活動，自然引起了**一夥的極大不滿，他們蓄意挑起事端。要人到**處“吹風”，說周恩來、葉劍英與美國領導人會談有“錯誤”。11月17日，**因為聽了兩位翻譯不太準確的彙報，誤認為周總理在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談判中說了錯話，屈從於美方，要政治局開會批評負責對美事務的周總理和葉劍英。當天“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到**處開會。**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32頁。結果從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總理和葉劍英。這是一件大事。當晚，周恩來根據**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對中美會談的意見，並介紹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斥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起而與之爭辯。會後，周恩來兩次向**書面報告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據**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所謂“錯誤”。會上，**等人對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圍攻，斥責此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依據事實加以反駁，同時違心地作了檢查。**、姚文元批判“中美會談”的調子越來越高，繼續“上綱上線”，並提到“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高度，誣衊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陰謀將其打倒。有一次開會，葉劍英坐在後面，**大聲叫他坐到前頭來。葉帥回答：“坐前頭就前頭，怕什麼！”以示抗議。之後，**將要求增補她本人和姚文元為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報告**。12月9日，**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等談話，提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於**所提增補常委的意見，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對**的這次談話，事後王海容、唐聞生回憶：1973年11月，在政治局批評周總理同基辛格會談中犯錯誤的會議上，**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姚文元也跟着這樣說。**還指責周總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12月9日，**在會見尼泊爾國王后，曾分三批先後同周總理、王洪文和我們談了話。主席對我們說：這次會開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指總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才是迫不及待。總理後來告訴我們，主席也跟他講了這兩條。王洪文也承認主席那次對他講了，不同意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提法。引自鄔吉成、王凡：《紅色警衛--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17頁。周恩來和葉劍英、喬冠華等就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為中國外交開創了一個新紀元。為維護中國在國際上的尊嚴和形象，他們忍辱負重，鞠躬盡瘁！喬冠華、章含之也被指令參加上述一系列**中央政治局會議，章含之回憶說，“外交部姬、喬、黃、仲以及我和羅旭被**點名列席。王、唐是這次會議的**聯絡員，一切‘指示’由她們傳達。關於這次會議的是是非非多有評論，近年來也有一些不完全屬實的敘述。作為當時參加會議者之一，我自然明白會議的全過程。但是我寧願把這段歷史留給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讓後人得出符合歷史真實的結論。這次會議不僅僅暴露了‘四人幫’對周恩來的積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們的靈魂。事實是，大多數人都按‘聯絡員’的傳達說過批判周恩來的話。也許客觀地說，這是當時政治形勢下求生存的必需。”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5頁。喬冠華、章含之在會上說過一些“違心的話”，對此，章含之後來曾經作過深刻地剖析，她說：回首往事，在七十年代的沉浮中，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都是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蕭瑟落葉的時節，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堂里進行着一場無情的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惡的一小撮之外，捲入其中的每個人都在經受着一場嚴峻的考驗，是挺身而出維護正義與公正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妥協退讓，隨波逐流。幾年後，當有人不顧當年的事實企圖把不切實際的罪名強加在我們頭上時，我曾經為自己和冠華辯護說那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們既沒有參與策劃也沒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在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時，我願按冠華說的“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去剖析自己。儘管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一個被捲入的人能夠蔑視權威，主張公道，但畢竟作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前程”，隨着那洶湧而至的濁浪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尤其是在周總理蒙受屈辱時，我們並未能為他做一點事減輕他的壓力。這一點在冠華的心頭尤為沉重，一直到兩年後的1975年秋天，當他有機會當面向周總理痛切剖析自己當年的懦弱並得到周總理的諒解時，他的心才略為平靜。也許正因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訓，我們在1975年底面臨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風浪時決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樣軟弱，以一大批老幹部再次受壓為代價來換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誰能料想本意要為公正一搏換取至少是外交部一個良好政治環境的意圖卻又導致了另一次錯誤。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只能與虎謀皮，火中取栗。雖知這是孤注一擲，但為了部內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幹部，我和冠華貿然決定拚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與外交部造反人物決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興風作浪，換取真正的安定團結。但我們過於幼稚，過於天真。我們得到過部內大多數幹部的支持，我們相信奇迹會出現。其結果是我們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終的結局是我們被扣上了“借刀殺人”的帽子，殺害的恰恰是自己。這是何等慘烈的悲劇！這無疑是一次大錯，但今天的我只對1973年的錯誤常常自責，而對1975－1976年的錯誤卻處之坦然，因為我和冠華是為了一個良好的願望決心冒此風險的。我說過我們並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備參與政治鬥爭的種種手段，其結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別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使冠華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所有這一切，我並不想去論說是非。歷史和人民永遠是最公正的。總有一天會有人在研究共和國的歷史時對七十年代撲朔迷離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觀公正的評說。對於我來說，今天我所到之處都聽到人們對冠華深切的懷念。有此足矣！人民不僅記得他為共和國的外交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人們也相信這樣一個對自己的事業一片丹心的好人絕不會是在陰暗的角落裏策劃陰謀的鼠輩！人民永遠是公正的，偉大的！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9～1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