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勝前進(3)?

在**語重心長的談話的第二天，喬冠華和章含之就參加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出席聯大會議了，並計劃在聯大會議之後回國途中訪問英、法兩國。從1971年開始，周總理囑咐每年赴聯大的代表團都由民航派專機送至巴黎，他說他每年都要去機場送行。那天晚上出發前在周總理的西花廳開會，散會已是十點多鐘，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機場。儘管喬冠華一再勸阻，周總理還是去機場在飛機旁與全團人員一一握手告別。按照出發前的方案，章含之是代表團主要英語翻譯這一，她任務完成得非常出色。然而她覺得“世上的事總像是由不可知的命運在操縱，我沒有想到冠華當時心中已萌發的對我的情感，因而也沒有想到臨行前主席這番話所激起的冠華感情上的波瀾。但不久，我就意識到我需要面對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擇。”參見章含之：《風雨情》，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第137～148頁。顯然，**的話，攪動了喬冠華的情思，在他的心頭，激起了陣陣漣漪。代表團在準備出席聯大的發言稿時，喬冠華口授了一段關於美、蘇關係的評論，其中有一句話，大意是說兩個超級大國的妥協協議都可以因矛盾激化而“一風吹”。當時外交部翻譯室的同志按字面翻譯了。喬冠華歷來對文稿都是親自認真審定的。這次，他建議把“一風吹”譯成美國女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的世界名著《飄》的英文原著書名“Gonewiththewind”(隨風飄去)。後來，當喬冠華在聯合國講壇上念到此處時，同聲傳譯的耳機中傳出“Gonewiththewind”的譯文，全場涌動起會心的笑聲，並有代表鼓掌，可見這段講話取得了極好的效果。在這屆聯合國大會上，喬冠華髮言揭示了歐洲和平與安全問題，他說：“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各國人民，普遍關心歐洲的和平與安全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27年了，許多歐洲國家的領土還駐紮着大量的外**隊，處於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的軍事控制之下……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談得上歐洲各國人民真正的和平與安全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人正利用歐洲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採取種種手法，極力掩蓋歐洲和平與安全仍然面臨威脅的實際情況，製造歐洲緩和、面前無戰爭的假象，以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個超級大國在它認為需要的時候，可以出動大量軍隊突然襲擊並佔領自己的盟國的事實表明，這種軍事同盟並不是什麼和平的保障。”喬冠華接着指出：“我們認為，要真正保障歐洲的和平與安全，就必須堅決反對超級大國的侵略、干涉、顛覆和控制，就必須解散軍事集團，在尊重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實現歐洲各國之間的和平共處。”這一屆聯大還圍繞中東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喬冠華批評兩個超級大國“拚命爭奪世界霸權”，是“當前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到達紐約之後忙碌了幾天，章含之發現喬冠華常常若有所思，對她也很客氣。終於有一天，他們之間發生了一段微妙的談話。那時，每年的聯大會議是最好的國與國之間雙邊、多邊會晤的機會。喬冠華除了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會外與各國外長的接觸。這天上午，他有一個會見活動，地點約在大會大廳後面的休息過道。大會開會時，那裏比咖啡廳安靜。喬冠華由章含之和禮賓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到了會見地點后，等了十多分鐘仍不見對方來。禮賓司的同志說他去會場內找一找，於是，整個寬敞的大過道就剩下了喬章兩人坐在長沙發上。他們兩人交換了幾句沒有什麼意義的對話后都沉默了。然後，喬冠華突然問章含之：“那天主席說的情況是確實的嗎？”章含之一時沒有反應過來，說：“什麼情況？”他說：“就是主席講的你個人生活情況。”章含之這才明白他指的是臨行前在主席那裏的談話，一時有些慌亂，最後她說：“其實我們早已分開三年了。沒有辦手續是有一些客觀原因，那時他也處於政治壓力下，我不願增加他的困難。主席批評我，是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辦。”喬冠華顯得很不自然，乾咳了兩聲說：“那好！”就再不往下問了。章含之也很不自然。一種心靈的感應告訴她，喬冠華並非坐等客人無聊隨口問問，以示領導的關懷。後來，喬冠華突然站起來說：“我想走走！”就在過道上來回散步直到禮賓司的同志把客人找來。那次短暫對話后一切似乎恢復原樣。章含之仍陪同喬冠華會見客人，他們也沒有再提到個人生活的話題。然而，章含之深知一種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兩人之間。過了些天的一個夜晚，喬冠華那層樓的服務員小朱下來叫章含之等四五個人上去，說：“喬團長今晚無事，想請大家到他房裏聽音樂。”他們上去時，喬冠華已在放貝多芬的交響樂。他酷愛西方古典音樂。在後來他們兩人結婚前夕，他的孩子沒有與他商量從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後，他曾說他最捨不得的是他積存一生的五百多張唱片。他愛貝多芬，更愛蕭邦的鋼琴曲。那天晚上，誰都不說話，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樂曲所營造的醉人愜意的氛圍之中。喬冠華只是在換唱片時似乎從夢中醒來，說了一句：“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對此，章含之印象十分深刻，她記得，喬冠華後來在政治動亂的歲月，苦惱時惟一的寄託也是音樂。章含之曾經嘆息地對他說：“其實你應當是文學家或者是音樂家。惟一不適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無掩飾地宣洩你的情感，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諱。”而這時他反唇相譏說：“你不也是這樣？”那天晚上聽到十點多鐘，大家站起來說：“喬部長休息吧，我們回去了。”喬冠華點點頭。可是當幾個人走到房門口時，他突然叫章含之留一下。章含之以為是第二天開會的事，可他卻說：“沒什麼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聽一張蕭邦的鋼琴。”於是，章含之默默地坐在他對面的沙發里，她知道在悠揚舒展的鋼琴旋律下，彼此的心都不平靜。一種磁性在吸引着兩人相互靠近，但又有一種社會的無形壓力在排斥他們的接近。幾個月之後，喬冠華告訴章含之那天晚上她走了之後，他很久不能平靜。半夜，他起來想寫點什麼，但心緒很亂，只寫了兩句話：“晚風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聲中”。他說這是寫給章含之的……此後不久，大約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長途電話到代表團點名要章含之立即回北京，說有重要任務。章含之接到通知後去找喬冠華，她多希望能按原計劃陪他去歐洲訪問。她說，我沒有那麼重要，國內不可能有什麼事非我不可。章含之問喬冠華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計劃不變。他說他已經打過電話，部里那位“通天人物”大發雷霆，說是中央有重要任務要章含之回去，不得更改。那時中美之間沒有直接通航，來回都要經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為了按時趕回北京，章含之訂了11月8日的機票。沒想到這一天紐約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卻雷電交加。不到半日，許多街道已積水很深，很難通行了。與章含之同行的有4位，飛機是晚上7點多的，但由於天氣惡劣，代表團決定讓他們下午4點就出發。3點多鐘時，喬冠華要廚房做了麵條，為章含之一行送行。在十層會議室里，喬冠華陪他們吃面。章含之他們其實剛吃過午餐不久，但還是都上樓了。只見喬冠華滿面愁容，非常擔心他們在雷雨天起飛的安全保障。章含之開了句玩笑，說：“團長，你們今晚睡大覺的時候，說不定我們4個人已掉進大西洋里喂鯊魚了。”聽到此話，誰都沒料到喬冠華頓時緊張起來，失態地對代表團陪去機場的同志大聲地說：“今天不走了！不能冒這種險！我的決定，我負責！”章含之很緊張，馬上說是開玩笑，沒有把握飛機是不會起飛的。再說，要按時趕到北京只能乘這一班飛機。喬冠華沒有堅持，但顯得異常焦躁。他把他們送到大門口，一再囑咐要小心，還關照送行的同志說萬一有雷鳴，還是考慮返回，切不可冒險。汽車涉着深水艱難地往機場走，路上竟花了3個多小時。到了機場已過了原定起飛時間，但因為所有航班全部延誤，所以還在等候。晚上9點多鐘，機場人員找到他們，說有電話。代表團陪同的同志接完電話后回來，為難地徵求他們意見，說喬部長親自來電話，要叫你們回去。這時章含之直覺地感到，喬冠華在對他們四個人的關懷中有着一份對自己的情意。但她知道此刻的他又處於極不理智的狀態。因此，章含之說請報告團長，行李都已托進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係數不夠，法航會取消這班飛機的，請他不必為我們擔心。事後，別人告訴章含之，那天在紐約代表團駐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喬冠華為何如此激動煩躁。他每隔一小時就叫辦公室打電話問機場，他們那次航班起飛沒有。到了晚上9點雷雨還不停，他斷然下令返回。後來，飛機大約於午夜起飛，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數旅客都退票了，整個機艙只不過十多名乘客。當飛機平穩地飛越大西洋時，章含之換到一個靠窗的位子，推開窗板，默默注視着外面黑漆漆的蒼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她自言自語：“我已不可避免地面臨一次重大抉擇，但要下這決心是多麼不易啊！”參見章含之：《風雨情》，第137～148頁。聯合國成員有向聯合國總部贈送禮品的慣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恢復在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的合法席位后，自然也應該向聯合國贈送一兩件代表中國古老文明、獨具特色的禮品。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過問下，經過反覆斟酌，最後決定贈送兩件，一件是巨型長城掛毯，另一件用整塊象牙雕刻而成的昆鐵路縮影。在贈送禮品的那天，喬冠華團長和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都親自出席，那天上午在二樓寬敞的主廳中央臨時擺起了一個鋪着潔白桌布的講台，台上簇擁着一批來自各國的高級外交官，中國代表團的許多同志也到會。贈送儀式開始后，喬團長簡短致辭，說這兩件禮品是中國人民的心意，期望和聯合國進行良好的合作，接着簡要介紹了兩件禮物的含義--長城掛毯體現了中國的古老歷史和悠久文化，成昆鐵路象牙雕刻象徵中國的建設成就。瓦爾德海姆秘書長在答辭中，稱讚中國的古老文明以及兩件禮品的珍貴价值。他們兩位講話后，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新華社攝影記者錢嗣傑攝下了這一組珍貴的歷史鏡頭。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還拍有專題紀錄片。代表團每年10月1日國慶都要舉行兩場盛大的國慶招待會：一場招待聯合國高級官員和有關政府要員；另一場招待僑胞和聯合國的中國職員。在第一場招待會上，美國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埃及外長扎亞特、巴基斯坦外長布托舉杯周旋於人群間。這時喬冠華團長禮儀有加，並利用這一短暫的機會進行一些重要的談話。至於更重要的談話，大都利用發表演說后在聯合國會議廳兩側走廊有條不紊地進行。一般事先都是約定的，或對方約我方，或我方約對方。開始幾年喬團長參加聯大都由他親自率團而來，總要和幾十個國家的外長會面。幾年下來，會見的各國外長、副外長、常駐代表或副代表總數在幾百人左右。這時，英語翻譯章含之、施燕華，法語翻譯齊宗華、羅旭、吳建民等紛紛出場陪同。每逢這時，喬冠華的精力格外充沛，風度更加動人，臉上總是露出不倦的笑容。另一場招待會，氣氛更加熱烈。這時，紐約的華僑僑領、社會名流、聯合國中國職員歡聚一堂。宴會廳不時傳出歡聲笑語，人們不時向喬冠華團長和黃華大使說上幾句發自內心的祝賀話。代表團到達紐約后，華僑的情況出現了明顯變化，和台灣方面的距離在拉大，和我們的距離在縮小。愛國僑胞感到代表團是他們的後盾，因此願意說出心裏話。他們不僅在這種場合上一訴衷腸，平時不管白天黑夜或周末休息日，只要有事就找代表團主管領事的兩位外交官談上好幾個小時。除大型招待會外，喬冠華更喜歡小型宴會，因為這是進行重要談話的必要形式。為了對西哈努克親王做工作，以堅定他的抗戰信心，喬冠華為他舉行了一次招待盛宴。那次西哈努克親王和莫尼克公主提前兩分鐘來到中國代表團，小宴會廳早已一切準備就緒。喬冠華一邊招待西哈努克親王，一邊與親王親切交談。親王不時點頭。其時柬埔寨還處在戰爭期間，親王來聯合國發言也是力挫美國多次阻撓而成行的。親王的大會發言反響熱烈，過後又得到中國表示堅決支持的再次保證。親王的情緒怎麼會不高呢？喬冠華對代表團的宴請活動特別重視，他好幾次指出，宴會是一種形式，要體現中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應有的禮儀。那次安理會正討論中東問題，埃及外長扎亞特與以色列代表唇槍舌劍，連連交鋒，氣氛十分緊張。夜晚7時，喬冠華宴請埃及外長，但左等右等，不見埃及外長的身影。喬冠華一直在頂樓一間房間耐心等待，一直等到晚上11時，埃及外長才來到代表團。但一位負責禮賓的官員卻不經請示，私自決定撤了席。喬冠華對此非常生氣，一面批評，一面急令重作準備。他說，扎亞特外長為了處理重要事務而遲到，我們就應該充分理解。只要人家沒有打電話表示不來，我們就應該等下去。這是最起碼的外交禮貌。怎麼能不請示就撤席呢？接着廚師又準備了一個來小時，才重新端上一頓宴席。這時已是第二天清晨。喬冠華照例和埃及外長談笑風生，圓滿地結束這一宴請。事後，喬冠華又懇切地指出，外交工作無小事，我們對亞非拉國家尤要尊重，不能擺大國架子。接受了這一次教訓后，此後代表團的一切活動都嚴格按照規定行事。一次代表團負責人宴請某非洲國家的一位女大使，時間定在晚7時。一直等到11時，還不見女大使到來，這時我們禮賓官員當即詢問，經了解才知道這位女大使已早就安寢。接到電話后，她立即表示歉意，並派其副代表來赴宴。副代表到達時，我們仍然以禮相待，宴席完整擺在那裏，服務人員、廚師也在那裏耐心地等候。我方的這種態度，博得了這位副代表的讚揚。以後這位缺席的女大使再次向我方表示道歉。喬冠華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真是殫精竭慮，無私奉獻，他獨特的外交魅力使多少人看到中國的力量；他在五大洲結交許多朋友，甚至還有不少類似“追星族”的外國朋友。據他的夫人章含之透露，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我開始重返美國紐約，多數是出差，有一次是探望女兒妞妞。進入90年代，我每年差不多要去美國東海岸兩次。但是在這十多次的訪問中，我盡量避免回到東河之畔的聯合國！儘管時光的流逝多少沖淡了心中的痛，但是喬冠華的名字與中國加入聯合國是這樣緊密地連在一起，每每見到聯合國大廈我的心又會流淚！我難以忘記那河邊的玫瑰園，冠華在會議空隙時最愛在那裏散步；我也依稀能重見冠華在草地上欣賞那裏的雕塑；我更難抹去那一幕幕激動人心的安理會辯論的記憶，記得在聯合國大會的咖啡廳里，只要冠華從會場出來休息，他的周圍立即圍滿了各國代表，常常是兩個人合坐一個矮凳，圍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想聽他講話，聽他豪邁的笑聲。那時冠華還有一位美國的女性崇拜者。她名叫愛麗斯，是一位房地產中介商，專為聯合國各國代表團介紹房產。她有一幅自製的地圖，上面標明各國代表團駐地以及她推薦的房產。陳楚同志記不住她的姓名，總叫她‘畫地圖的’。愛麗斯那時大約三十多歲，金髮碧眼，稱不上漂亮，但很有交際活動能力。據說許多代表團都是通過她購買了駐地房產，所以她經常自由出入各代表團駐地的招待會。愛麗斯開始與中國代表團接觸是想推薦她的房地產，但很快，她被團長喬冠華吸引，大家都認為愛麗斯愛上了喬冠華。這成為代表團茶餘飯後的一段佳話，因為愛麗斯對冠華一往情深，只要冠華出現在哪裏，她就會在哪裏。冠華在大會發言，她一定會在聽眾席的第一排，穿着非常引人注目的服飾。冠華在咖啡廳，愛麗斯又追隨左右，坐在最靠近他的地方。她以美國人坦直的方式給冠華髮了許多邀請，請他單獨約會，到她家裏去‘喝茶’。遭到婉拒后，愛麗斯也會鍥而不捨，跑到代表團駐地要求單獨會見喬冠華。晚上不管冠華出席哪個招待會，都會看到愛麗斯的身影。這事後來弄得冠華有點尷尬。出於禮貌，他不好叫愛麗斯不要跟着他，但她的確成了一種干擾。記得有一次，冠華出席一個阿拉伯代表團的招待會。到達后我們四面觀察，告訴冠華今晚愛麗斯沒有來。誰料，不到半小時，陳楚同志走過來，拉拉冠華的袖子，詭秘地用他的山東調笑着說：‘老喬啊!那個畫地圖的又來了!’我當時是冠華的翻譯，急忙四處環顧，只見愛麗斯在不遠處，眼睛正凝望着冠華。我們沒有找到她是因為那天晚上她換了裝束，一襲金黃色繡花的阿拉伯長袍，長頭髮散落在肩上，與平時的職業女性形象大不相同。”“愛麗斯的故事一直延續了兩三年。她每逢冠華生日都會寄來賀卡，也不知她從哪裏查出的。記得有一年她的賀卡是一張通紅閃亮的畫面，遠處半個光芒萬丈的太陽正在冉冉升起，近處的沙灘上，一對泳裝情侶的側影手牽手踩着海水在漫步。整個畫面都是紅色的，熱烈壯麗。愛麗斯會算星辰，她在賀卡中說冠華生日之夜的幾點幾分，她和他的1992年在哈佛大學任訪問學者兩顆星辰將相會。我那時真的覺得愛麗斯這樣痴情挺讓人感動的，不過冠華說這是胡鬧。有時，我覺得女人的心要比男人柔弱得多。”這件事還沒有完，前幾年，章含之“在紐約遇到一位與聯合國關係密切的朋友，談起舊事，她居然認識愛麗斯，說她已退休，終身未嫁，現在獨居在紐約。她還說愛麗斯曾多次打聽喬冠華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我不勝感慨，不知她是否是為了冠華終身不嫁?!我有種衝動，想把喬冠華後來的故事告訴她，但又想一個美國人又何以能懂得中國幾千年歷史形成的複雜的政治鬥爭呢？還是讓當年征服聯合國的那個喬冠華留在她的心上吧！”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74頁。1972年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的前夕，**在臨行前的指示談話時，給了正準備隨中國代表團前往紐約出席會議的章含之一項特殊任務，要她去看望國民黨前外交部長、駐美大使顧維鈞先生。主席說他很敬佩顧維鈞的外交才華和為人。當時，顧老先生已八旬高齡，退休后在美國當寓公。**囑咐章含之說不要用官方名義去看他，也不必提是**要她去的。因為顧老先生與她父親章士釗也可稱是世交，可以用晚輩名義去看望他。顧老先生的女兒是當時在聯合國工作的一位局長，可以請她安排。**說要她向顧維鈞先生介紹大陸的情況並且邀請他回大陸來看一看。**還要她告訴他統一祖國是海峽兩岸愛國人士的共同意願。根據**的指示，章含之於這年10月5日在紐約顧老先生女兒住所拜訪了他並共進晚餐。那時顧維鈞老人雖已高齡，但精神極好，並步履矯健。故人之女的到來使他異常興奮，他極有興趣地詢問了大陸的許多情況。但對來自祖國的熱情邀請，他既興奮又遺憾。因為一年前我們剛剛取代台灣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此時計劃訪問大陸的確時機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顧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機會回到故土親眼看一看家鄉的變化。在身居美國的幾十年間，顧維鈞始終未加入美國國籍，他的心一直牽記着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深情地說：“我常心懷中國，我知道，中國將會統一的。”10月9日，章含之從紐約剛到北京，馬上就接到通知，要她第二天晚上去**那裏彙報與顧維鈞會面的情況。這是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后惟一一次與**單獨在一起談話。**對會見問得非常仔細，也很諒解顧維鈞暫時不便回大陸訪問。他說要向這些國民黨的元老們做工作，介紹大陸的發展。從這次聯繫到次年5月**建議93歲高齡的章士釗重訪香港，與台灣老友恢復聯繫，共議兩岸統一的大計，章含之深感**在七十年代國際舞台上取得輝煌勝利之後，他已開始運籌帷幄，構思祖國統一的藍圖。1972年喬冠華率領代表團回國時，順道訪問了英國和法國。11月14日，他在從紐約赴倫敦的飛機上，寫了題為《紐約樓》的詩歌，用以勉勵代表團諸同志：何處望寰球，無限風光紐約樓。四海翻騰多少事，何愁！？糞土當今萬戶侯，奮起古神州！高舉紅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帝、修！不斬樓蘭誓不休！11月14日，喬冠華到達倫敦，又寫了一首題為《訪英》的詩：大雨傾盆離紐約，萬家燈火到倫敦。問君何事最難忘？革命情誼化海深。11月17日，喬冠華在倫敦拜謁了馬克思之墓，寫了如下詩句：束髮讀君書，今來謁君墓。四顧皆荒涼，獨此多花朵。有花無花小事耳，人心向背事才大。八十九年如逝水，唯有君思翻帝座。紅旗招展古神州，非君之故更誰何？我亦從君四十年，論君涕淚雙滂沱。大錯小錯千千萬，赤膽忠心信無過。遲早終將見君去，促膝暢談當有所。來日方長吾即歸，且獻鮮花寄微慕！11月17日，喬冠華自倫敦到巴黎，黃鎮等來迎接，他們在大使官邸暢談至深夜。他的《訪法》詩敘述此情此景：“黃昏微雨巴黎市，小別重逢也喜歡。往事依稀勞夢想，壯心不已話當年。”11月19日，喬冠華自巴黎回國途中，揮筆寫下《楓丹白露》遊歷詩：“夢裏依稀翡冷翠，楓丹白露雪中看，雲下偶窺蒙白浪，天邊隱約見天山。”1972年底，當時的黨史研究部門計劃整理一下1945年“重慶談判”的情況，寫報告給參加談判的主要成員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很支持，並在該報告中作如下批示：關於“國共重慶談判”情況，王炳南了解得比較清楚，可找他了解。而當時的王炳南正在江西“五?七”幹校下放勞動。他於1973年初，應黨史研究部門的要求，離開了幹校，回到北京。他和有關部門談過“重慶談判”情況之後，也沒有人督促他再回江西幹校。王炳南對是否應該再回幹校問題，拿不定主意，便去找了和他共事多年的喬冠華。在辦公室里，喬冠華對王炳南說：“既然沒有人催你回幹校，你也不必主動回去。儘管外交部沒有正式調你回京，黨委也沒提出安排你的工作，但留在北京等候組織上的安排也未嘗不可。況且，你已年過花甲，又患有‘心房纖顫’慢性病，經過幹校的幾年鍛煉，也需要在北京調理調理，看看病，恢復恢復。關於恢復工作只是個手續問題。此事，你必須和鵬飛那裏打個招呼。”喬冠華的這一番話，對王炳南啟發很大，使他感受到關懷，感受到友情。他離開喬冠華的辦公室時，對喬的秘書說：“老喬說得不錯，既沒失去原則，又體現了對同志的關懷。”沒過多久，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王炳南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欣然接受。詳見程遠行：《風雲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第341頁。因為對外友協是辦民間外交的，而民間外交也十分重要，它是中國人民外交的一個組成部分。黨和政府對民間外交十分重視，一貫把發展各國人民間的交往、開展各個領域的交流、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列為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之一。王炳南從事這項工作，可謂駕輕就熟，因為他在解放前曾從事過多年的民間外交。喬冠華在這段時間，因工作實在太忙，同一些老朋友交往少了。他要跟基辛格、尼克遜、田中角榮、瓦爾德海姆、葛羅米柯等人打交道，同這些人據理力爭，緩和緊張氣氛，打破僵局……這時李顥有一種被冷落的感覺，老喬來信少了，邀請他到北京作客的話也不說了。但是李顥在心底里時常思念老友，渴望同他在一起，聽他高談闊論、仰頭大笑。現在李顥只能從報刊上、電影新聞簡報中尋找喬冠華的身影，聽他那熟悉的歡聲笑語。當時，李顥特地訂了一份《人民日報》，以便及時“捕捉”好友喬冠華的行跡。在一個不眠之夜，李顥忽發奇想：把筆記本上一張空頁撕下，裝上信封，寄往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喬冠華部長收。喬冠華這位閱歷豐富的外交才子，可以說見多識廣。他知道歷史上一字信、二字信的傳說，卻從未聽說過有無字信，自己偏偏遇上了。喬冠華從信封上的筆跡看出，這惡作劇是老朋友李顥乾的。這封信使喬冠華心海掀起了波瀾，他靠在沙發上，雙目微閉，用自己的心默默地讀着這封信，用那充滿哲學細胞的大腦來判別這封信的內涵。他不住地默默自問：我老喬當了官，變了嗎？好友如此對待我，竟然寄來一張白紙戲弄我。我老喬不是那種忘記友情的人，以前沒有變，現在沒有變，將來也不會變。喬冠華知道李顥是怎樣的一個人，明白中間的誤會。他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因為工作太忙了，好長時間連一封信也沒有寫給他。於是拿起筆，在李顥寄來的那張“無字信”上籤個到：李顥李顥，不知有何好？千里送冊頁，要人簽個到。可笑、真可笑！喬冠華8月8日李顥接到喬冠華此信后，胸中滔動着千縷思緒，萬種情懷，久久不能平靜。他對自己的做法感到悔疚，其心裏覺得自己確實“可笑、真可笑”。梁奎峰：《人間自有真情在--喬冠華與李顥》，見《我與喬冠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45～2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