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笈日德(3)

喬冠華被迫離開日本，又回到了上海，仍住在侄兒家裏。一天，他在街上遇見了同學顏正平，顏得知他的處境后，勸他到北平，說可以先住在顏家，再想辦法。

這年夏天，喬冠華回故鄉探望父親后，應約來到北平，找到顏正平。這時，母校清華大學已經放暑假。

喬冠華非常關心母校，又來到清華大學。許多老師看到高材生回來，十分歡迎，讓他臨時住在學生宿舍。

偌大一個清華園，靜悄悄的。但是風光卻更加旖旎，高樹蔽天，濃蔭匝地，花開綠叢，蟬鳴高枝；朱自清先生筆下的荷塘里的荷花，襯着翠綠的綠葉正吐出紅艷，遠處的西山的紫氣仍舊忽隱忽現。

風光雖美，喬冠華卻無心欣賞，他正在思考未來，出路在哪兒。他聽說中德有個留學生交流計劃，不如先去找恩師金岳霖先生問個究竟。

喬冠華急匆匆地來到金先生家裏，還未坐定，就問金先生。金先生告訴他，原來，在今年(1935年)的假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清華大學與德國學術交換處(DAAD)簽訂了協議：雙方互派留學生，路費制裝費自理，食宿費相互付給(中國每月30塊大洋，德國120馬克)。

這一計劃就從當年實行。德方給清華的哲學系只有一個名額，金岳霖竭力慫恿喬冠華提出申請，攻讀博士研究生的學位。

由於金岳霖等先生的推薦和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系主任馮友蘭先生的支持，喬冠華的申請被批准了。

這次清華留德學生一共只有6人，包括外文系的季羨林、物理系的王竹溪等人。

當時的北平沒有外國領事館，辦理出國護照的簽證，必須到天津去。於是喬冠華與季羨林聯袂乘火車赴俄、德兩個領事館去請求籤證，因為到德國要從蘇聯過境。

手續並不複雜，領館的簽證官員，只簡單地問了幾句話，含笑握手，並祝他們一路順風。

回到北京，他們整理行李，告別師友，準備出發了。8月31日，喬冠華來到前門火車站，登上北去的火車。

中國到歐洲是一個漫長的路途，因為當時沒有飛機，海路遙遠又麻煩，最簡便的路程就是蘇聯西伯利亞大鐵路。

不過這是一條萬里征途，只要有耐心，終會達到目的地。車到了山海關，要進入

“滿洲國”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明明是在中國自己的國土上，卻要停車下去辦理入

“國”手續，喬冠華很反感，不過也無法抗拒。填完表格后，還要繳納手續費三塊大洋。

這三塊大洋是一個人半月的飯費，他和季羨林他們都有點捨不得。季羨林記得，既要入境，就必須繳納，這個

“買路錢”是省不得的。萬般無奈，掏出三塊大洋，遞了上去，臉上盡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滿的表情，說話更是特別小心謹慎。

前去是一個佈滿了荊棘的火坑，這一點他們誰都清楚。幸而沒有出什麼麻煩，他們又登上火車，順利過了

“關”。翌日早晨到了哈爾濱。他們在那住了幾天，採購了食品之類的東西，順便遊覽了城市風光。

隨後又登上了蘇聯經營的西伯利亞火車，時間是9月4日。車上的生活既單調又有趣。

每當無聊的時候，喬冠華就憑窗遠眺，車外的風景不斷變化，有一望無際的千里草原，又有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

大自然的遼闊神奇，給喬冠華留下深刻的印象。喬冠華一行6人，分住兩間屋，但一般都是擠坐在一間車廂里，大家聚在一起，上天下地，神侃一通，接觸未幾，便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大家都是二十三四歲的大男孩，閱世未深，每個人眼前都是一個未知的世界，閃耀着七彩的霞光。

他們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說起話來，一無顧忌，二無隔閡，從來沒有談不來的時候，小小的車廂里，其樂融融。

在車上無事的時候，就下象棋。王竹溪是象棋高手，喬冠華、季羨林等五個人，輪番跟他下，一盤輸，二盤輸，三盤四盤，甚至更多的盤，反正總是輸。

後來大家聯合起來與王竹溪下，結局仍然是輸，輸，輸。這時，喬冠華滿腹的哲學也幫不了他。

說來有趣，在火車上的十幾天，大家與王竹溪過招，從來就沒有贏過一盤。

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到達終點站德國首都柏林。從一個尚在革命、多方面並不發達的中國，來到這物質文明相當發達、歐洲的哲學之鄉，喬冠華的心情一下子還不能平靜下來，置身於高樓林立的城市，漫步在數百年前就用漂亮的石塊鋪成的街道上，喬冠華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出關手續辦得相當順利，因為清華老同學趙九章等人早早就等候在車站，迎接他們，為他們辦理了一切應辦的手續，使他們避免了許多麻煩。

趙九章邀請喬冠華他們到柏林的中國飯館吃飯，還與汪殿華(也是清華老同學)一起為他們尋覓住處。

最後在夏洛滕堡區的魏瑪大街，找到了一間房子，房東名叫羅斯瑙(Rosenau)，是個猶太人。

當時在德國根據

“法西斯聖經”希特拉《我的奮鬥》，猶太人和中國人都被列入劣等民族，這樣猶太人與中國便成為難兄難弟。

所以，猶太人非常樂意接受中國留學生，讓他們留宿。德國人是非常務實而又簡樸的人民。

無論他們從事什麼職業，一般說來，房子都十分寬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廳、廚房、衛生間，有的還有一間客房。

在這些房間之外，如果還有餘房，則往往出租給外地或外國的大學生。

出租的方式在喬冠華、季羨林他們看來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間，而是出租房間的一切設備，桌椅沙發不在話下，連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裏面，租賃者不需要攜帶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用另行置備，十分方便。

另外，房間裏所有的服務工作，鋪床疊被，給地板掃除打蠟，都由女主人包辦。

房客的皮鞋，睡覺前脫下來，放在房門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經把鞋擦得鋥亮閃光了。

德國人非常愛清潔，他們每天一個上午忙裏忙外，擦這擦那，自己的房子裏面不必說了，連外面的樓道，都天天打蠟，樓外的行人路，不但打掃，而且打上肥皂來洗刷。

室內室外，樓內樓外，任何地方，都一塵不染。喬冠華和季羨林住下，弄停當，便在德國遠東協會的林德(Linde)和羅哈爾(Rochall)兩位博士的熱心協助下，找到柏林大學外國學院的院長。

經口試，院長認為他倆水平尚可，便參加了柏林大學外國留學生德語班的最高班。

從此他倆便成為柏林大學的同學，每天乘城內火車到該校去上課，樂此不倦。

這時，喬冠華與季羨林幾乎

“形影不離”，成了好朋友。上世紀80年代，季羨林在撰寫自傳時，回憶了他倆的這些交往，從中後人能夠知曉他們之間的真誠友誼：說到喬冠華，我要講一講同他的關係。

……我同喬是清華同學，他是哲學系，比我高兩級。在校時，他經常腋下夾一冊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爾全集，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徜徉於清華園中。

因為不是一個行道，我們雖然認識，但並不熟。同被錄取為交換研究生，才熟了起來。

到了柏林以後，更是天天在一起，幾乎形影不離。我們共同上課、吃飯、訪友、遊玩婉湖(Wansee)和動物園。

我們都是書獃子，念念不忘逛舊書鋪，頗買了幾本好書。他頗有些才氣，有一些古典文學的修養。

我們很談得來。有時閑談到深夜，有次就睡在他那裏。……我們同一般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往來，同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無共同的語言。

季羨林：《留德十年》，第37～38頁，東方出版社1992年第1版。

當時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是相當多的。許多人是衝著到德國留學、人身上好像鍍了

“24K黃金”，回到國內很吃香。因此有條件的中國青年趨之如鶩。尤其是掌權的大官僚和大資本家，紛紛把自己的子女朝德國送，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自不待言，連馮玉祥、戴傳賢、居正等許多國民黨高級官員，無不有子女或親屬在德國，而且幾乎都聚集在柏林。

因為這裏吃、喝、玩、樂一樣不缺，既不用上學聽課，也用不着學德國話。

許多留德學生只需學會四句簡單的德語，就能夠混上幾年。例如早晨起來，見到房東，說上一聲

“早安!”就甩手離家，到一家中國飯館裏，洗臉，吃早點，然後打上幾圈麻將，就到了吃午飯的時候。

午飯後，相約出遊。晚飯時回到飯館。深夜回到家裏，見到房東，說一聲

“晚安!”一天就過去了。再學上一句

“謝謝!”加上一句

“再見!”就足矣。對此，喬冠華嗤之以鼻，甚至有些深惡痛絕。有一次上完課，他與季羨林到一家中國飯館去吃飯。

一進門，高聲說話的聲音，吸溜呼嚕喝湯的聲音，吃飯呱唧嘴的聲音，碗筷碰盤子的聲音，匯成了一個喧嘩嘈雜的大合奏，其勢如急風暴雨，迎面撲來。

他們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在德國，人們吃飯時都是異常安靜的，有時甚至正襟危坐，喝湯絕不許出聲，吃飯呱唧嘴更是忌諱。

這實際上是文明的體現，而某些留學生把祖國的一些陋習帶到異國他鄉，無論如何，看上去總讓人感到不舒服。

再看一看這些國民黨的

“衙內”們那種狂傲自大、唯我獨尊的神態；聽一聽他們談話的內容：吃、喝、玩、樂，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

像喬冠華這樣的正派人實在有點受不了。在這些人眼裏也根本沒有像喬冠華、季羨林這樣的窮書生。

然而喬冠華他們的眼眶裏又何嘗有這一批卑鄙齷齪的紈絝子弟呢?於是喬冠華髮誓再也不進這樣的飯館的門。

喬冠華與季羨林在柏林大學大概呆了兩三個月，補習完德文。主管交換生的德方負責人徵求他們的意見，問他們兩位要去哪家大學繼續進修。

結果，喬冠華選擇到圖賓根大學，季羨林則選了格丁根大學。因此，兩人分手各奔前程。

1933年，納粹領袖希特拉在德國登台執政。到了1935年，初到德國的喬冠華已經感到，法西斯恐怖的陰影籠罩着德國，政治空氣非常囂躁，排猶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到處可見小資產階級的狂熱。

這種情況在柏林，尤為突出。考慮到這種情況，喬冠華覺得留在柏林大學進修不妥當。

因而他就選擇德國南部的一座小城市，這個小城市叫圖賓根，這所學校叫圖賓根大學。

城市雖小，大學卻是赫赫有名，德國傑出的哲學大師黑格爾曾在這所大學讀過書，是一所在哲學界享有聲望的大學。

從地理上看，圖賓根屬於萊茵斷裂山谷地區。這裏地貌獨特，氣候宜人，冬季氣溫不低於攝氏零度，夏季一般在攝氏二十度左右。

著名的萊茵河流經整個城市。圖賓根是座花園城市，森林茂密，花草盛放，曲徑通幽之處是人們休閑娛樂的好去處。

紅瓦灰牆之屋星羅棋佈於青山綠水之間，與漢堡大學齊名的圖賓根大學就座落在這翠色之中。

這裏富有濃郁的學術氛圍，恬靜舒適的讀書環境，而少了許多柏林那種喧囂、狂熱與浮躁。

喬冠華踏進圖賓根大學的校門，便被矗立在校園入口處的黑格爾長身塑像所吸引，駐足停留片刻，暗暗許下諾言，我終於來到了你的身邊，但願我今後能成為像你這樣的哲學家。

在德國友人的幫助下，喬冠華很快辦完了各種入校手續，正式成為該校博士研究生。

喬冠華的德國導師非常敬業，又富有愛國精神，他以紮實謹嚴的治學態度，熱誠教誨來自異國的喬冠華。

喬冠華從中受益匪淺。他發現德國人雖然比較呆板，但卻認真、守時間、守秩序、講求效率，他在與德國人交往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喬冠華還發現，圖賓根大學圖書館有關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書籍，應有盡有，可謂一本不缺。

他痴迷其中，如饑似渴般地鑽研馬列主義。為了把馬列的的原著讀懂讀透，喬冠華又在圖賓根大學進修了為期三個月的德語。

他強化了讀、寫、聽、說四個方面的訓練。由於德語的語法極為複雜，要聽懂，並講一口純正的德語並不容易。

喬冠華每天又像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那樣，早晨起來在校園僻靜處，或夾着紙條背詞，或照着書本大聲朗讀，有時在其他同學的監督下，大段背誦書本上的有關段落，樂此不疲。

經過三個月的苦讀，加上他本來就有良好的英語、日語的基礎，他很快便能毫不困難地閱讀馬列原著，能夠順利地聽懂教授們的講課，還能夠用德語進行深奧的哲學原理的討論了。

當時在圖賓根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為數甚少，其中有一位同學叫趙玉軍(又名趙一堅)，喬冠華與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這位趙同學，是國民黨十九路軍的將士，曾在

“一?二八”淞滬抗戰中任師長。戰事結束后，趙玉軍來到德國考察科學。

他是喬冠華在圖賓根大學唯一可以談得來的夥伴，他思想傾向進步，主張抗戰，打仗很勇猛，他為人誠懇，又非常好學。

喬、趙兩人常常清茶一壺，促膝交談，有時竟談至天色露魚肚白。兩人就是這樣意氣相投、惺惺相惜。

到了1936年，國內局勢越來越緊張，多種消息不斷傳來，喬冠華急切地想知道一切，並加以分析判斷。

這年年初，喬冠華與趙玉軍一起來回到柏林。這是中國留學生比較集中的地方，在那裏已經逐步形成了留學生自己組織的抗日團體。

他們懷着一腔愛國熱情，積极參加了這些團體的活動。據喬冠華回憶，當時在他周圍參加抗戰運動的留學生圈子越來越大，最活躍的有秦邦川、朱江滬、景林、李文華、陸崇華、翁康蘭、翁蓬九、孫玉先、蔣學文等。

他們開會討論局勢，抗議國民黨使館對留學生的種種限制。他們創辦了油印的《抗戰時報》，每天出一期，每期都有十幾張。

刊登國內抗日消息和日軍的暴行，散發給留學生和華僑傳閱。喬冠華參加了辦報宣傳活動，他經常撰稿宣傳抗日，他的分析獨到、見解深遂，在眾多的文章中獨樹一幟，深得讀者的好評。

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來，說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扣押起來了，喬冠華等人欣喜若狂。

后又聽說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中共出面調停釋放了蔣介石，他感到不可理解。

不久，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楊虎城被迫出國考察。楊將軍在隨行工作人員楊明軒的陪下同，來到了德國，喬冠華因此認識了楊虎城。

一天，留德學生會負責人告訴喬冠華，說楊虎城將軍已經到了德國，我們請他來演講，但要保護他不受國民黨特務的迫害。

楊虎城來了以後，立即引起中國留學生的一片歡呼。身材魁梧的楊將軍熱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臉上露出堅毅的神色。

他一坐下就以軍人的直爽和豪邁講起他流亡德國的經過，不無感慨地說：“我這個西北軍的將領在國內呆不下去了，不能打日本鬼子，卻要遠涉重洋來到德國。”接着，他話鋒一轉，帶着沉痛的語調說：“不知現在少帥在南京怎麼樣?蔣委員長講話不算數啊!”說完這些話，楊虎城抬頭望了望四周，對在座的同學們誠摯地說：“各位都是棟樑之才，要好好讀書，以後回去報效祖國。”說完這番話后，剛毅堅強的楊虎城不禁流下了眼淚。

留學生們被他的熾熱情懷所感染，也落下了熱淚。這時，留學生們都心繫祖國的抗戰，紛紛準備回國。

喬冠華也呆不住了，他在圖賓根趕寫了一篇博士學位論文，交給他的指導老師，就準備回國了。

後來喬冠華的論文通過評審后，他已回到了國內，校方想辦法通知了他，可惜博士學位證書沒有收到，令人遺憾。

喬冠華在圖賓根的時候，還結識了一位名叫肖特倫的德國同學，兩人很要好，談話投機。

這位肖特倫是學醫科的，但愛好中國文學，喬冠華幫他學中文，他則幫喬冠華進修德語。

可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去世。沒想到幾十年以後，肖特倫妻子從報紙獲悉，喬冠華到紐約參加第26屆聯合國大會，便特意寫了一封信給喬冠華。

並將喬冠華早年與她丈夫一起在郊外野餐的一張像片隨信寄來。喬冠華很懷舊，不顧繁忙給她回了信。

喬冠華是1937年年末回到柏林的。從德國過境到了法國巴黎。因為要等回國的船票，喬冠華在巴黎呆了幾個星期。

這樣他就在1938年2、3月間離開法國，乘法國游輪

“霞飛號”回到了香港。回顧1935至1937年這段留學德國的生活，喬冠華曾以簡潔的語言，總結道：“從1936年起，我很大一部分精力，發揮在抗日運動中。”喬冠華：《口述自傳》，見《那隨風飄去的歲月》，第143頁，學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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