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左翼前後(4)

就在這時，魯迅病倒了。也恰在這時，魯迅收到一個署名“陳仲山”的“托派”來信，以及附寄的刊物。但是，他已無力複信，便把事情委託給了馮雪峰。此外，馮雪峰還以魯迅的名義，發表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表明了對兩個口號的意見。文章發表以後，贊成的文章並不多，而宣揚“國防文學”，反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文章卻連篇累牘，有增無減。後來，連郭沫若、茅盾都卷進去了。對於兩個口號的態度，可以說，茅盾是騎牆派，而郭沫若自始至終是堅持“國防文學”的立場的。一天，魯迅收到徐懋庸的一封信。信中批評魯迅“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又說，“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魯迅支持這一口號，自然是“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又批評魯迅偏袒了“胡風他們”，“巴金和黃源之流”，所以有這樣的錯誤，是因為“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準”，等等。此信表面上是攻擊幾個人，其實是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挑戰，不放過任何異己者。魯迅十分清楚，寫信的雖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後仍是那一夥。他們何嘗維護什麼統一戰線?分明白天講的冠冕堂皇，暗夜裏做的又是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有左聯的時候如此，現在仍然如此!魯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寫它幾萬字，把歷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現在，卻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馮雪峰見狀，怕魯迅的身體應付不了，便主動提出代他草擬複信稿。魯迅看了擬稿之後，表示要重新寫過，後來又補充說，前面部分可用，後面部分還是得由自己寫。過了幾天，馮雪峰再到魯迅家裏時，稿子已由許廣平謄抄出來了。擬稿幾乎全被紅筆勾劃過，還有整整四頁，是他用毛筆在白宣紙上加寫的。全文的題目是：《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馮雪峰代擬的前面部分，說的是魯迅對於抗日統一戰線和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關係。其中說口號是魯迅提的，是馮雪峰有意借魯迅的威望以圖緩和緊張空氣，停止國防文學派的攻擊。關於兩個口號的解釋，有些地方與魯迅的原意不大切合：還有，對茅盾和郭沫若的適當讓步與妥協，魯迅都沒有作什麼改動。增寫的部分是從這裏開始的：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從此，在“章士釗”、“陳西瀅”、“創造臉”之後，又多出了一個新名詞：“四條漢子”。增寫的部分，主要是霸權解構與人格批判，充滿搏戰的激情。魯迅深知宗派主義與權力的結合的可怕，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諸如“統一戰線”這樣那樣的大題目之下鍛煉人罪，戲弄威權，從修身上來打擊異己者，甚至威脅採取“實際解決”的行動，那麼一旦放大了領導權，將會出現怎樣的局面?所以，他在指出無憑無據，即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這種惡劣傾向之後，特彆強調說：“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公開信遠遠超出了個人問題，也超出了文藝問題。它是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和文藝統一戰線的個人宣言，是對於被誣枉的有為青年的辯護詞，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橫暴者”的挑戰書。它一經發表，便被稱為“萬言長文”，立刻在上海、北平、東京文化界引起強大的反響。這時，郭沫若充當公開的反對派，發表《苗的檢閱》，把魯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稱作調遣大家作“現代的模擬戰”，“把自己人認成為假想敵”，是有意挑起“文藝家的內戰”，違反了“對內的紀律”，從而要求撤回新口號。接着，又發表《戲論魯迅茅盾聯》：“魯迅將徐懋庸格殺勿論，弄得怨聲載道；茅盾向周起應請求自由，未免呼籲失門。”茅盾不敢正視，採取迴避政策。但是，魯迅的長文還是有力量的，連東京左聯的以郭沫若為核心的鐵板一塊也出現了分化，周揚在文藝界中的地位大不如前，但不久，也就輾轉到延安去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