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左翼前後(3)

周揚派人反覆遊說魯迅，讓他加入協會，他都加以拒絕。從2月到5月，他在多次通信中表明了這種決絕的態度。經過四個月的醞釀，在“大家族”的主持下，中國文藝家協會終於在6月7日正式成立。到會達七八十人，青年人不多。會議通過了主席團，宣讀了茅盾起草的宣言，以及協會章程。組織龐大，機構重迭，頗有衙門化的傾向。茅盾是常務理事召集人，計劃中是可以統領整個協會的工作的。周揚等辦的《文學界》當作協會的會刊，由徐懋庸負責。可笑的是，大會還一致通過了致魯迅——一個拒絕本團體的人——的慰問信。魯迅曾經參加與籌劃的別一團體始終沒有成立，只有在文藝家協會成立后一個星期，發表了一個宣言，名為《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經魯迅作過文字上的修正。與《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不同的是，它不是通過大會上宣讀通過的辦法，而是採用分頭聯繫，說明原由，個別協商，徵求簽名的方式。《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強調“全民族一致救國的大目標”，貫穿着“國防”的精神。《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則強調宣言者在“爭取民族自由”的大前提之下，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場”，本着“原來堅定的信仰”，沿着“過去的路線”，加緊“從事文藝以來就早已開始了”的工作，也就是強調鬥爭的持續性和多面性，強調構成“民族”的一分子的自由。這種個體自由，不應因為“統一戰線”的確立而被泯滅。在給一位文學青年的信中，魯迅說過：“《文藝工作者宣言》不過是發表意見，並無組織或團體，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後是各人自己的實踐。”他是看重個人實踐的。對於文藝家協會，由於是脫離了文藝家的個人實踐而成為“嚇成的戰線”，所以他對曹靖華說起這個組織時，這樣下斷語道：“作家協會已改名為文藝家協會，其中熱心者不多，大抵多數是敷衍，有些卻想藉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變化的。”事實上，不多久，協會也就無疾而終了。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從陝北來到上海。馮雪峰此行的任務是在上海各界，包括文化界，宣傳**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了解和尋找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情況，並將有關情報及時報告中央。他到達上海后，次日即來到魯迅家裏。見面之後，他想不到魯迅會冒出這樣的話：“你們從那邊打過來，該不會首先殺掉我的吧?”馮雪峰一點也不了解魯迅的處境，不明白這些感慨從何而來。魯迅說話很平靜，並不需要什麼回答似的，甚至讓人懷疑他在獨自賞玩着他的牢騷：“近來我確實覺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麼地方玩玩去，什麼事情也不做……”“我成了破壞國家大計的人了……”“脾氣也確實愈來愈壞，我可真的愈來愈看不起人了……”接下來，魯迅才陸續向馮雪峰談了文藝界的一些情況，包括生活書店，《譯文》，以及與茅盾的關係等，毫無保留地發泄對周揚、夏衍和田漢等人的不滿和憎惡。最令他氣憤的，是因為不贊成“國防文學”的口號和拒絕在“文藝家協會”發起人中籤名而遭到的各種攻擊。按照原定計劃，馮雪峰很快同茅盾見了面。關於上海文藝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傾向接近周揚，而與胡風相對立。對於胡風，茅盾竟毫不掩飾內心的不滿情緒，這是他意想不到的，最早見到黨員是周文，其次是王學文。大約過了二十天，馮雪峰請王學文約周揚見面，周揚拒絕了。周揚不相信他是從陝北來的，要他把證件拿出來，並且散佈說他“假借魯迅名義”等等。其實，馮雪峰遭到拒絕的真正原因，是他到上海以後，沒有首先找周揚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風，特別是沒有和他們商量之前，就和胡風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而與“國際文學”口號相對立。早在1934年10月，周揚就以“企”為筆名，在《大晚報》副刊上介紹蘇聯的“國防文學”，並提出“國防文學”創作在中國的急迫性。一年後，周立波撰文進一步明確“國防文學”的內涵，何家槐等也發表了關於“國防文學”的文章，列舉岳飛、文天祥等古代文臣武將，鼓吹“民族英雄”的“復活”。在中國，“國防文學”作為一個口號而被大力提倡，是由周揚定調的。1936年2月，周揚徵得文委內部的胡喬木、夏衍、章漢夫等人的同意，設法在組織上傳達貫徹口號的精神，然後通過各種渠道和媒介進行廣泛的宣傳。於是，不僅上海、北平、廣州，連日本東京的左聯盟員和文化界，也都紛紛發表贊成這一口號的文章，迅速形成一股“國防文學”熱。胡風是在一篇題為《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的文章中，把新的口號提了出來的。文中闡明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的現實的生活基礎，以及反映在文學方面的新的美學基礎；特彆強調了勞苦大眾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有着統一主題的文學與人民大眾生活的血緣關係。文章發表之後，立即受到徐懋庸和周揚的反擊。馮雪峰怕把事情鬧大，給“統戰”工作帶來不必要的阻力，便制止胡風作任何解釋。但是，文壇很快分成兩派，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拉開了戰幕，“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特輯”和“國防文學特輯”也都在刊物上出現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