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時期(4)

1931年1月7日，中國**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了大會，黨的實權落在國際路線的忠實執行者王明手裏。李偉森、何孟雄等對四中會全的召開十分不滿，於是發動了一批同志，於1月17日在東方飯店開會表示反對。會議未及結束，便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突襲，30多個與會者全部被捕。其中就有柔石，還有殷夫、胡也頻、馮鏗和李偉森，都是左聯作家。第二天中午，魏金枝把柔石被捕的消息告訴了魯迅。他感到十分震驚而且悲痛。這時，他想起柔石身上還藏有一份由他和北新書局簽訂的合同，這正好給官廳留下了把柄，那麼官廳還會輕易放過自己嗎?經過反覆考慮，等到第三天，他便找內山商量搬家的事情。次日晚上，內山委託店員雇了幾輛黃包車，親自把他一家護送到花園庄去。這時，謠言蜂起了。上海的《社會日報》，天津的《益世報》、《大公報》，瀋陽的《盛京時報》等，紛紛揭載魯迅被捕或已死的消息，甚至傳為“共黨中重要分子”，“任滬紅軍領袖”。這些謠言是足可殺人的。於是，通過電報、書信探詢魯迅的人，一天天多了起來。遠在北平的魯迅的母親，也為此擔憂成疾。不得已，魯迅只好寫信闢謠，在信中變換名字和寫法，乃至使用暗語，如用換住醫院代替出走等等。這種幽禁般的不自由的境地，使他變得十分焦慮而且悲哀。他寫信給在日本的李秉中說：我自旅滬以來，謹慎備至，幾乎謝絕人世，結舌無言。然以昔曾弄筆，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為左翼作家聯盟之一員。而上海文壇小丑，遂欲乘機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語，力施中傷，由來久矣。哀其無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間捕青年數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學生。(或雲有一人自言姓魯)飛短流長之徒，因盛傳我已被捕……其實我之伏處牖下，一無所圖，彼輩亦非不知。而滬上人心，往往幸災樂禍。冀人之危，以為談助……文人一搖筆，用力甚微，而於我之害則甚大。老母飲泣，摯友驚心。十日以來，幾於日以發緘更正為事，亦可悲矣。今幸無事，可釋遠念。然而三告投杼，賢母生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生於今世，正不知來日如何耳。東望扶桑，感愴交集……在此期間，他不斷地打探柔石等人的情況，焦苦地等待着事件的發展。天氣愈來愈冷，他不能不常常惦念柔石在獄中有沒有被褥?寫信要的洋鐵碗收到了沒有?……但終於有一天，傳來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是柔石和其他23人，已於2月7日或8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柔石的身上，足足中了十彈!……日本京華堂主人小原榮次郎買蘭歸國，他書贈七絕一首，表達了一個現代的流放者的悲痛的心情：椒焚桂折佳人老，獨托幽岩展素心。豈惜芳馨遺遠者，故鄉如醉有荊榛。在一個凄涼的月夜，在什物堆間，在妻兒的柔弱的鼾聲里，魯迅不覺再度沉重地感到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悲憤中吟成七律一首：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兩年過後，他猶未能釋懷，寫下有名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結尾是這樣的：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起他們的時候的……正是為了這“將來”，魯迅不會在壓迫中屈服，他會奮起抵抗。2月末，當他返回舊寓，便立即投入山上正義所譯的《阿Q正傳》的校閱工作中去了。嚴格說來，這不是一部僅僅屬於他個人的作品，而是一部政治色彩相當濃烈的紀念文集。本書於10月5日在日本東京出版。書前印着李偉森等人的遺像和悼念他們的獻辭，內文在《阿Q正傳》之後，還譯載了柔石、胡也頻、馮鏗等人的作品以及小傳，此外，還載有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實特意為此書作的《談中國左翼文藝戰線的現狀》的長篇序言。他的命意很清楚，生命和聲音是打不死的。魯迅還寫了一篇《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交給來訪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囑她譯成英文拿到國外去發表。文章自然是激烈的，其中毫無隱瞞地說到左翼作家之死，說到警備司令部，說到當局，直接指出惟有通曉“殺戮法”或“偵探術”的某一位政府委員和偵緝隊長。史沫特萊為此警告他說，如果發表了，他一定會被殺害的。“這幾句話是必須要說的，”據當事人回憶，魯迅當時很慢很沉着地回答說：“中國這麼大，總得有人出來說話!”史沫特萊臨走前，和魯迅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為紀念被中國當權的政黨國民黨屠殺的大批中國作家而發出的呼籲書和宣言》，向西方知識界控訴中國對作家藝術家的屠殺。宣言和魯迅的文章發表在美國《新群眾》雜誌上，發表后，立即激起國際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對國民黨當局的抗議。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