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時期(2)

左聯的成立大會於3月2日在北四川路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一個教室里召開。出席大會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團三人：魯迅、夏衍、錢杏；常委七人：夏衍、馮乃超、錢杏、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大會決定成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等機構，創辦聯盟機關雜誌《世界文化》，建立與各進步團體及國際左翼文藝團體的聯繫。魯迅的發言，在精神上是對綱領持批判態度的。令創造派成員感到困惑和不滿的是，當大家一致向前看的時候，這老頭子仍然算舊賬，說了類似“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話。的確，他不怕開罪於新的戰友，認為有必要對思想鬥爭的歷史進行反思。在講話中，他特彆強調作家的現實體驗和大眾意識，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把接觸實際的社會鬥爭提高到頭等重要的位置。此外，還就一些戰略性的問題，如對舊社會舊勢力的持久戰，戰線的擴大，戰士的培養，以及建立聯合戰線等，也都表示了個人的意見。在左聯成立后不久，魯迅寫信致章廷謙，表白加入團體的想法：“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對於此一節，我也曾熟悉，倘使後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飈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願有英俊出於中國之心，終於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於會場中，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於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兩年後，還這樣說到：“到1930年，那些革命文學家支持不下去了，創、太二社的人們始改變戰略，找我及其他先前為他們所反對的作家，組織左聯……”**方面的某些領導人出於政治上單方面的考慮，幾乎一開始就像對待政治組織一樣對待左聯，使之秘密化，要求作家發傳單，貼標語，參加飛行集會等活動，忽視了它作為文學團體的特殊性質。這樣，左聯就有了“第二黨”之稱，距魯迅加盟的初衷愈來愈遠。實際上，兩者的距離也確乎愈來愈大了。中國傳統士人對權力有一種依附性，其實也就是奴性；現代知識分子即使獲得了一種新的觀念，也難以逃脫這種文化基因的影響。尤其從歐美留學歸國的大批精英人物，往往寄改革的希望於上層，前有“現代派”，後有“新月派”，小則鬧鬧彆扭，大則為虎作倀，更甚者則直接進入政府，充當權力人物。這其中，胡適稱得上是一位領袖人物。國民黨“清黨”之後的“黨化教育”以及一整套極權主義的做法，同他的一些觀念是有衝突的，為此他曾以辭去大學院委員的職務相要挾，寫信給司法院長提出抗議，並把信件發送通訊社，還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系列論“人權”的文章，向“黨治”提出挑戰。但是，關於這段越軌的舉動，胡適本人有自白說：“我們只有善意的期望與善意的批評”，“批評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還寫信給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陳佈雷，說為了求得“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互相認識”。即便對黨國懷着如此的忠誠，仍然遭到政府的懲罰。中央明令教育部蔣夢麟簽發對胡適的“警告令”，出版《評胡適反黨義近著》，動員國民黨人批判胡適。1930年2月，中宣部發出密令，禁止出售和銷毀《新月》雜誌，查禁胡適等著的《人權論集》，傳媒紛紛揭載有關懲治胡適的各種議案和消息。對於胡適們的“人權運動”，魯迅沒有直接評議。他知道，在“人權案”問題上，決不能作出使壓迫者有任何可供利用的事情；但是，為主子設想的奴才道德，是必須加以揭露的。為此，他發表了一篇《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無情地嘲笑這群“劊子手和皂隸”“揮淚以維持治安”的拙劣表演。“譬如，殺人，是不行的。但殺掉‘殺人犯’的人，雖然同是殺人，又誰能說他錯?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爺要打鬥毆犯人的屁股時，皂隸來一五一十的打，難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評家雖然也有嘲罵，也有不滿，而獨能超然於嘲罵和不滿的罪惡之外者，我以為就是這個道理。”魯迅需要指出的是，新月派批評家所以有超然的態度，實在因為有着超然的地位所致。這時候，魯迅大體上放過了胡適，着重批判的倒是梁實秋。這是有意味的。在《新月》的圈子裏，從事文藝批評的，幾乎只有梁實秋一人。梁實秋不但要做“好政府主義”的宣傳家，而且自告奮勇，以反對“普羅文學運動”為己任。因此，當左翼文藝在重重壓迫下艱難生長的時候，對梁實秋方面加以狙擊是必要的。1929年9月，《新月》同期發表梁實秋的兩篇論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在強調文學的對人的全面完整的體現，藝術的相對獨立性，以及主張譯文的暢達等，不能說梁實秋的文章毫無可取之處。但是，問題在於，這些論文主旨在於否定正在興起的左翼文藝運動。頭一篇歪曲無產階級的文學理論和主張，認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純屬於子虛烏有；后一篇不僅僅是翻譯的技術問題，而是借批評“晦澀”、“難懂”，而抹煞所有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以及翻譯實踐。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