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學家的圍攻(1)

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到了上海。從段祺瑞到馮玉祥，北京一直為軍閥所盤據，對魯迅來說於是成了危地，還有一個不再同返北京的原因是許廣平的身份問題。在朱安仍然保持其作為妻室的名份的情況下，她將無法安頓。至於上海，也未必就是適宜久居的所在。由於靠近黨國首都南京，政府的許多機構都設在這裏，不但官僚政客黨棍買辦勢焰熏天，幫頭流氓特務賭徒之類亦隨之蜂起，人數日夥，互相勾結。然而別無選擇，何況現代派人物早已南下，文化界的空氣到處是一般惡濁了。魯迅讓三弟周建人在寶山路附近的景雲里租了一間三層的房子，兩個很快居住下來。在此期間，他會見了一些熟人和朋友，如孫伏園兄弟，李小峰，林語堂；還有到訪的郁達夫夫婦；結識了著名的內山書店的老闆，這個日本人後來成了他的至交。接踵而來的問題，就是職業問題。在許廣平一面，本來她想應邀參加朋友編輯的婦女雜誌；但是，魯迅認為這樣一來，自己就又回復到從前孤獨的境地中去了。他要求她留在家裏，一面做家務，一面學習日語，獨立從事他所一貫看重的翻譯工作。許廣平服從了。當她沒有深刻意識到翻譯工作的意義，並且全力以赴時，內心是委屈的。她在工作問題上放棄了選擇的權利。她成了子君。然而，這又不是她所願意的。幾十年過後，雖然她也曾公開著文，以未諳習日文而抱愧於魯迅的好意，但也分明表示了深埋已久的不滿和反抗。在魯迅一面，由於在北京時代為經濟所累，所以特別看重飯碗問題。但是在他這裏，有一個長期纏擾的矛盾，就是：教書呢，還是寫作?結果他決然辭掉了勞動大學的教職，而接受了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為他爭取的“特約撰述員”的聘書，領取300元月薪。因為蔡元培答允了領薪之後仍可自由著作，這樣，他覺得也不妨一試。拿政府的錢罵政府，無論如何是佔便宜的事，何況這錢說到底也算不得是政府的錢。魯迅寫信給江紹原說：“現在是專要人的性命的時候，倘想平平穩穩地吃一口飯，真是困難極了。”現在，吃飯問題總算有了一點保證，可以喘口氣了。初來上海，其實也同初到廣州一樣，人忙得很。除了應酬陪客，就是講演。但是，對於教師出身的魯迅來說，講演是他所願意的；他可以藉此直接表述個人的思想，特別是面對青年大學生，那是引火的好材料。因此，講演的場次也安排得很緊湊，平均每周一次，火力相當集中而猛烈。講演的中心，仍舊是：社會現實，政治，革命，以及知識分子問題。魯迅對目前的語境有着透徹的了解，因此講述是非常的自由暢快，既有矩度又不斷突破，命意在改造這境遇，這樣，落腳點也就不能不是每個社會個體尤其是知識分子對厄運的擔當。在勞動大學，他的講題是《關於知識階級》，所論有：何謂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出路何在?他強調指出，知識和“強有力”是對立的，因為權力者要統一思想，而知識者恰恰相反，不但有知識，尤其突出的是有“自由思想”，於是勢不可免的是同生存空間發生衝突。在這裏，他創造了兩個相關的概念，叫“真知識階級”和“假知識階級”。“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呢?”這是一個分水嶺。他指出，真知識階級對於社會是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而且不顧利害地發表出來，隨時準備着為社會而犧牲；相反，如果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但是，有一個歷史現象是必須記住的，就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比較長。也就是說，假知識階級總是佔多數。因此，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不怕危險和孤立，勇於與“老社會” 奮鬥的。關於知識階級的話題，不能不引起他對政府的智囊人物，即舊稱的御用文人，如現代派一流的憎惡。講演是這樣結束的：至於有一班從外國留學回來，自稱知識階級，以為中國沒有他們就要滅亡的，都不在我所論之內，像這樣的知識階級，我還不知道是些什麼東西!幾次講演都談到文學問題，在光華大學的一次，講題為《文學與社會》，將一貫的文學思想表達得較為分明。魯迅按思想鬥爭史的實際分野，把文學粗分為“為藝術的藝術”和“為人生的藝術”兩類，他是明確反對造象牙之塔的。此外，他還批判了把社會的苦痛趣味化，以及高掛革命的招牌，使文學僅僅限於詛咒和發泄的現象。是文學改造社會，還是社會改造文學呢?他強調社會力量的強大，指出文學家所面臨的特別嚴酷的處境，說：文學家做革命的前驅極不容易，尤其在壓迫之下，文學家更不能革命；指揮刀也是指揮文學家的，什麼文學革命，不過受了指揮刀的驅使而已。他對所謂的“革命文學”一直保持警覺，到了“清黨”以後的今天，革命的實質已經暴露無遺，倘文學還要搭“革命”的大架子，那是可憎厭的。他說在廣州，黨部出了一道題目，叫做《青年的煩悶》，文章到了後來都說是戀愛算什麼?我們要革命!他接著說，這完全是假話，還不如老老實實說，我要戀愛，我寧願放棄革命!他把文學的誠實的品質提到很高的位置，甚至認為，沒有建設，寧可滅亡。他指出，文學的死亡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文學的生命就是真誠，好的思想寫好的，**的思想寫**的，不要虛偽，不要粉飾，不要如同一塊很小的糖，而用很大的包皮紙包一般。他坦言，對於一些“革命文學”的文學價值，他是懷疑的。因為，文學失去真誠就將失去全部意義。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