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島(1)(圖)

廈大是一個孤島。廈大中的魯迅，在各種包圍和阻絕中也成了孤島。在魯迅看來，廈大就是硬將一排洋房，擺在荒島的海邊。四面都是海灘，無屋可租，校舍極其窄而且散漫，許多同來的教授講師都被擱在當作陳列室的大洋樓上。魯迅的住處距課室不遠，倘要上課，則必須走96級石階，來回192級，所以他開玩笑說，這簡直是“收拾光棍”。後來遷到號稱集美樓的一個無人可以為鄰的大房間裏，環境似乎略有改善，而搬遷時為了一件器具，一個燈泡，都得處處受氣。總之，他初來幾天，對廈大的印象便糟透了。本地人相當封閉，又欺生，歧視外來者，把魯迅等南來的教員稱為“北人”。在教員內部，也熱衷於派系鬥爭，互相攻擊排擠，惟以校長之喜怒是伺。除了普遍的權力崇拜之外，這個近海的地方還有一種特別的拜金主義的風氣；用魯迅的話說，在這裏，“中樞是‘錢’，繞着這東西的是爭奪，騙取，爭寵，獻媚，叩頭。”從校長到教員，大抵是趨炎附勢，汲汲於名利之徒。在通信中，魯迅如此寫下自己的觀感：“北京如大溝，廈門則小溝也，大溝污濁，小溝獨乾淨乎哉?既有魯迅，亦有陳源。”這裏指的是史學家顧頡剛。在魯迅看來，顧頡剛在政治上是反對國民革命的，而且為人虛偽，圓滑，善於經營。魯迅最感厭惡的黃堅，便是他所薦引的；此外還安排了多人，而且都有眷屬，大有從此江山永固之概。他表示說：“我是不與此輩共事的，否則，何必到廈門。”然而，既然來到了這個荒島，只好放火燒荒，開拓，播種，儘可能地多做些事情。新文化運動興起已久，而這裏的學生還是讀《禮記》《大學》之類，做的也是“之乎者也”的文章。在群賢樓大禮堂開會或觀劇，男女學生各坐一邊，界限清清楚楚，有一個男生給班上的女生寫信，要是在北大是根本不當一回事的，在這裏卻鬧得沸沸揚揚。對於一個惡濁的環境，憑一人的力量能改變什麼呢?除了講授文學史和小說史，魯迅課餘仍悉心指導學生的文學創作。兩個文學社“泱泱社”和“鼓浪社”就這樣組織起來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隨之相繼產生，成為荒島上最早散發出新文化氣息的異樣的花草。學生請求魯迅審閱和修改稿件，他並不推辭。此外，他還應邀做了多次講演，散播自由平等和反抗的思想。比如《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的講演，光看題目，就知道它的危險的鼓動性質，他希望在眼前的青年人中，有更多的叛逆者出現，為改變現存的秩序而鬥爭。在日常生活中，畢竟太缺乏刺激。除了許廣平來信和國民革命軍北伐的炮聲能夠不時地為他帶來欣喜之外，整個的心情，都像這孤島一樣籠罩着一種近於恆在的荒涼。僅來一個月，他便寫信告訴許壽裳說：“為求生活之費，僕僕奔波，在北京固無費，尚有生活，今乃有費而失了生活，亦殊無聊。”幾乎在同時，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重複了同樣意思的話：“一個人要生活必須要生活費，人生勞勞，大抵為此。但是，有生活而無費，固然痛苦；在此地則似乎有‘費’而沒有了生活，更使人沒有趣味了。”他是熱愛生活的。為此，他決定放棄原先計劃，把兩年單幹的時間縮短為一年。既然是短暫的勾留，勢必沒有大計劃，比較而言，廈門的日子，也就幾乎成了銳進的一生中的又一處明顯的停頓。此刻對他來說，重要的已經不是進取，實際上也無由進取，而是總結。而寂靜的環境和沉悶的生活，是宜於回憶和反思的。思想總結的完整體現，是雜文集《墳》的出版。後記《寫在〈墳〉後面》是一篇膠結着詩與思的極富創意的文字，也是魯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在文章中，魯迅嚴格地解剖着自己，說在思想上，是中了些莊周韓非的毒的，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心裏也常有；他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因擺脫不開而時常感到沉重。他說是常常詛咒這思想，並且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在這裏，他提出了一個“中間物”的概念，強調說，“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他是把自己，連同其他的啟蒙思想者也看做這“中間物”的。“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樑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所以，他把生活和鬥爭看作是通往墳的道路；這道路是探索的，實踐的，總之是無須指引的。也正因為如此，他極力反對保守，倒退，反對復古，把這一切等同於試行自殺。“中間物”意識是一種生命意識，一種平民意識，一種革命意識。由於他始終堅持了這一意識，故而使他卓然獨立於所有的文化人和大隊的革命者之中，既峻切，激烈，又滿懷依戀的深情。這時，高長虹和他的“狂飈社”同仁向魯迅發起了攻擊。起因大約因為向培良有一個劇本投給《莽原》，主持人韋素園答覆說可以發表，卻因版面的關係而拖延了兩期，後來接獲消息，說是劇本已由作者收入即將出版的書中，便將原稿退還。為此，向培良憤憤不平，認為壓制稿件是別有用心的，並將情況寫信告訴了上海的高長虹。高長虹接信后，接連發表文章，說韋素園“曾以權威獻人，今則用以自獻”，又說魯迅自任編輯的莽原社內部有“黨伐”現象，“幾無處不顯示有入主出奴之分”。接着步步進逼，又著文說魯迅想獲得一個“思想界的權威者”的空名，連年齡，疾病都成了嘲笑的材料，說：“魯迅遂戴其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入於身心交病之狀況矣!”高歌和向培良也相跟着漫罵詛咒，指魯迅為“世故老人”、“絆腳石”、“前一個時期的人物”。魯迅一面忍隱，一面調查，但當忍無可忍時終於出手反擊了。對於狂飈社特賜的“思想界先驅者”的“紙糊的假冠”，他聯繫了此前陳源類似的嘲笑，指出，這是“暗中所加，別有作用”；至於自己對“假冠”的態度，則是“頭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並不知情，事後亦未嘗高興。”他接連寫了兩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戰略”》和《新的世故》，深入批判了高長虹一類青年中的“天無二日，惟我獨尊的酋長思想”。高長虹還在文章中暗示說：“我對於魯迅先生曾獻過最大的讓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又作詩說：“月兒我交給他了，我交給夜去消受。”高長虹明顯以“太陽”自況，“月兒”是許廣平，魯迅則是“夜”了。對此，魯迅特別憤怒，便寫了小說《奔月》，用了影射的手法，作了猛烈而刻毒的回擊。對於這些年輕朋友，他坦言道：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