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長征第一渡第1～15天(5)

地形在變，土地的顏色也在變。人們把信豐稱為“臍橙縣”。當地政府認為賣臍橙賺錢，舉目四望，傳統農業已經沒人打理，人們一門心思地種臍橙。新翻的紅土地光禿禿的，山上卻開了層層的梯田，密密匝匝長滿了深綠色的樹。這些樹大多不超過2米高。新種的橙樹林還有三年才成熟，但有的橙園已經結出了果實———當地人稱足以和美國的進口橙子相媲美。山頂上扯着鮮紅的標語橫幅，讚揚農業發展的偉大成就。在一座房子的牆上我們發現了幾個幾乎1米高的紅字:“養兒防老不如種臍橙可靠”。相比常見的標語“生男生女一個樣”，還有那句經典的“計劃生育，人人有責”，這一句還有點新意。到達信豐縣城之前，古陂是我們遇到的最大一個城鎮，臨近彭德懷軍隊突破國民黨第二道封鎖線的戰場。愛德到那兒時，馬普安已經坐在一個小雜貨鋪的台階上等他了，手裏拿着一瓶正在嘶嘶作響的汽水，看樣子還跟店主交了朋友。馬普安用手向上指了指。他的上邊是中國移動的信號塔。我們把它看作是進步的重要標誌，它意味着附近有商店、飯館和能花錢住宿的地方了。過了雜貨店和信號塔，小路拐了個彎，眼前是一條寬闊的街道，大約20米寬。街兩旁是不起眼的兩層小樓，周身貼着白色瓷磚，這是第二個進步的標誌。所有的建築都是近20年內修建的，有一些還相當新。人們在爭分奪秒地蓋樓，根本不考慮房子的質量和壽命。遠看漆明瓦亮的大房子，走近一瞧，有些地方還沒完工就已經坍塌了。窗戶關不上，門也鎖不住。小賣部的店主帶我們來到一家旅店，很快便離開了，留下我們獨自和老闆談住宿的事。這旅店還兼作飯店，最大的那張桌子邊圍坐着十幾個醉漢，我們立刻後悔起來:真不該來這兒。“坐，坐，喝酒!”那些醉鬼中塊頭最大、嗓門最高的一個過來招呼我們。“謝謝，但我們得先把包放起來，然後還要休息一會兒。”愛德應付着說，步子一點也沒放慢。我們躲到樓上，還沒過幾分鐘，便聽見外面一陣騷亂，緊接着門一下子被撞開了，剛才那個醉漢和一群起鬨的人闖進屋裏。醉漢一把抓住馬普安的手，把他向走廊里拽。“來和我們喝酒。我們是朋友。”馬普安的另一隻手攥起拳頭。愛德一下子衝到門邊，抓住醉漢的手熱情地搖起來，但卻暗中使勁把他推到門外。“我們一會兒就下去。”愛德說。我們把自己鎖在屋裏，聽着外面的吵鬧聲逐漸平息下去。愛德說:“我們必須吃點東西。”儘管馬普安反對，我們還是躡手躡腳地下了樓。這時候，醉鬼們已經到后屋去了。我們趕緊奪門而出，跑到雜貨店朋友那兒。他又幫我們另找了一家安靜的旅館。即使沐浴在朝霞的光輝里，古陂看起來還是那麼灰頭土臉。其實，如果只把人造廢物看成垃圾的話，我們經過的大部分農村地區都是很乾凈的。膠袋包裝的商品和食物不多，房前屋后很少有白色垃圾，人類、動物的排泄物和腐爛的蔬菜都被大自然有效地再利用。城鎮裏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沒有公共垃圾箱，垃圾隨處可見。在古陂的時候，有一天早晨馬普安收集了一大包膠袋和瓶子，想找一個合適的地方處理掉。他對鎮子西邊加油站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我能把垃圾扔在這裏嗎?”“不行，就扔在那兒吧。”工作人員一邊回答一邊指向路邊的小溪。與其說那是條小溪，不如說是一道垃圾溝。馬普安一怔，問那個人是否在開玩笑。“當然，沒有問題，就扔在那兒，別扔我這兒。”這是我們第一次感到這裏與70年代的英國何其相似。那時人們抱着相同的心理:多扔一個膠袋沒什麼大不了，於是許多空曠的場地上都堆滿垃圾，大家對此熟視無睹。馬普安小時候也曾經順手把糖果袋扔到車窗外，至於公共場所是否會變成垃圾山，他可不關心。然而在新長征過程中，我們每天都面臨著如何處理垃圾的問題，至今也沒有找到什麼好方法。冬天我們可以用紙質垃圾生爐子或點篝火;否則，我們只能去找一個願意幫我們處理垃圾的人。不過當我們把垃圾袋遞給他的時候，希望他所說的“處理”不是指扔到河裏。離開古陂六個月以後，我們在貴州省的擺桑村休息了一下又匆忙上路。路上一個熱情的農民停下來和我們聊天，愛德問他怎麼處置垃圾袋。農民打個手勢，說道:“扔到那邊的地里，沒問題的。”“附近有沒有垃圾箱?”愛德問。這個20多歲身體壯實的小夥子咧開嘴笑了。“到處都是垃圾箱。”愛德把鼓鼓囊囊的垃圾袋綁到背包後面，小聲嘀咕了一句:“‘到處都是垃圾箱’，這個做標語怎麼樣?”在信豐縣城，老朋友呂思濤從廣州過來，把兩大口袋食物扔到馬普安的床上。我們非常高興，因為老朋友從遙遠的地方來看我們，而不是因為……“比薩餅來了!”馬普安興奮地喊着。1997年，馬普安和思濤在北京相識。那時他們同是立孚亞足球隊的主力———馬普安好比身材魁偉卻球技不佳的埃米爾·海斯基，思濤則是單薄靈巧的米高·奧雲。思濤當時正賣力地推銷保險。後來他和別人合開了三四個小服裝店，通常收支平衡，很難盈利。今年他本來打算和我們一起重走長征路，但為了照顧生意，他必須去廣州尋找低成本的成衣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