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結帳(1)

最難忘，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的清晨，自從那聲惆悵的汽笛響起，李敖來到這個奇特的小島已經整整５０年了。５０年來，他一天也沒有離開過這個小島。在這方曾被李鴻章稱之為“傷心之地”的小島上，他從慘綠少年到玩世青年，從文壇慧星到“人民公敵”，從論戰英雄到黑獄重囚，從“笑傲江湖”到競選“總統”，他與之同生、與之共恨，他在這裏跋涉、馳騁、呼嘯、叫戰，口誅筆伐，縱橫捭闔，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時髦不能動。這位文化思想界的孤星，在蔣介石偏安一隅的孤島之上，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殘山剩水之中，在舉世滔滔、眾神默默的時代，生根、滋葉、開花、結果，度過了馭風而行的青春歲月，迎來了如火如荼的人生的秋天。５０年來，面對周圍讚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戲的眼睛……他率真、他坦白、他自負、他自大、他兇悍、他狂傲、他好訟、他憤世、他玩世、他罵世、他勇敢、他俠義，他痛恨偽善、他樹敵八面、他快意恩仇、他窮情極性、他溫柔敦厚、他隨緣入化、他有口無心、他放浪形骸、他窮凶極惡、他橫睨一世、他嘩眾取寵，他懷救世心懷、他存烈士肝膽、他與時代頡頏、他大難來時不皺眉、他打碎牙齒和血吞，他自負得不做第二人想、他理來情無存、“流水無情草自春”，他自詡是頑童、是戰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會羅賓漢、是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歷史家、同時還是黑白分明、天馬行空的文章大家。他在坦然面對和頑強對抗中，堅信反獨裁是一時之舉、反暴政才是千秋大業，時代會變、反抗的精神永恆，他以目空一切之人，做手不停揮之事，用筆如刀，六親不認，以直報怨，鞭及枯骨，朝夕不保，死生以之，彈指之間，他已經６５歲了。用他的話說，一般人“６５歲以後，大家在等你退休，靜養天年；你變成一個不滿現實、滿腹牢騷、走路一瘸一拐的過氣人物”。但他卻無職可退、無止無休，他樂觀而快樂、愈老愈激進、一襲紅夾克、“人生八十才開始”，他看破紅塵又回到紅塵，出世以後又迴向人間，他要對面前的世界進行一番結賬的工作了。賬目分兩項，一項是思想探索，一項是藝術實踐。中國人的思想與觀念，中國人的活動與行為，中華民族的過去、今天與未來，他要把整個中華民族攤開，要對這一切進行一番認真的思考與梳理。它不是老子、莊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思想的聯綴，而是真正以中國人的思想來作為中國的歷史，這便是他所說的要下大功夫完成的世界性永恆性的大手筆——《中國思想史》。這項工作紛繁而複雜，但他卻要一個人完成它。他要以此作為自己留給中國留給人類的一件禮物，使人類的觀念與行為變得清楚而清醒，使人們從此調整未來的行為和方向。“上帝從最初造人類開場、到最後審判落幕，他只管首尾兩頭；而我卻管中間，要清清場，檢討一下上半場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後可以審判我，但在最後沒到以前，我要檢討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內。”他已完成的《中國近代史新論》、《中國現代史正論》、《中國現代史定論》等著作，也許算是這場大盤點中的一個子項目吧。他有一句名言，許多人都不會忘記，當然許多人也不以為然，那就是：“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用數千萬字的《李敖文集》和《李敖大全集》說明了這一切。如今，他又要為中國人的語言定向了。１７世紀的約翰生曾經編寫英語辭典為英語定型，他卻乾脆要編寫一部《中文大句典》了。他認為，比爾·蓋茨的工程化譯寫出來的視窗中文，可能為我們的下一代帶來中文能力全面退化的威脅，他要以一世功力，借累積閱讀古今典籍的經驗，選擇、辨識、分析漂亮的中文句子語法，為下一代句法作示範。１９９９年初，他與遠流出版公司簽訂了三年交稿的《中文大句典》的出書計劃，字數８００萬到１０００萬字。這是他在語言藝術上要進行的一項大工程，也是一場總結算。他在第一次政治犯坐牢期間，曾經構思出數部小說的腹稿，《北京法源寺》只是這數部中的一部，人們亦在翹首期待着那史詩性的著作問世。２０００年春天，他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譚璐的採訪時說，他要寫一部“男女關係”的小說，“會談到情、談到性等很多方面的命題”，以此對自己陽剛風格的小說做一個補充。這便是他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自傳體長篇小說《上山·上山·愛》。新千年裏的李敖，春風得意馬蹄疾，在千禧之年的第一個春天，又傳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他的小說《北京法源寺》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北京法源寺》的情節並不複雜：作品寫１８８８年康有為北上謀求上書變法失敗，后南下廣州，著書立說，講學授徒，培養自己的班底。十年後終於上書成功，與譚嗣同、梁啟超等協助皇帝變法。以太后、榮祿為代表的落後勢力對此百般阻撓，並圖謀易位。譚嗣同等欲殺祿挾后，搞宮廷政變，被袁世凱告密。譚嗣同欲“死事”不逃，與其他五位維新人士被殺於菜市口。數年後，康有為、梁啟超、佘法師的徒弟李十力分別走上了不同的救國道路。應該說，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人們熟知的歷史人物，他們的形象早已被歷史定型；“戊戌變法”亦是人們熟知的前塵影事，發生過程已家喻戶曉，成為常知；民國以來，以“戊戌變法”為題材的戲劇、小說、電影及其它形式的文藝作品亦不乏其例。這一切，構成了《北京法源寺》的閱讀視野和藝術創造的形式參照。《北京法源寺》的奇特之處也正在這裏，在作品中，這種對人物性格內涵的直接展露，人物的性格行為和情節衝突顯然已經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作者避開了小說慣常的敘述方法，大膽發揮文學家的想像力，運用“百川歸海”式的宏大結構，詳人所略，略人所詳，避開歷史文本的常知部分，把筆墨的重心放在了人物文化思想的縱深挖掘上，放在了對人物的思想基礎和思想因素的剖析上，通過人物對話、內心獨白以及鋪陳揚厲的論辯語言，為我們展示出在中國最幽暗的歷史時期一段段動人心魄的思想巨人的心靈歷程。從總體上講，《北京法源寺》的書寫技巧是傳統的，但作者的創作視野卻是現代的。他在繼承傳統創作理論的基礎上，以其淵博的史識、精深的思考，創製出超越傳統敘事規範重在表達思想的新式文本，語言汪洋恣肆，氣勢磅礴，既有漢代大賦的鋪張揚厲的氣勢，又有孟子文章的尚理善辯的文采。《北京法源寺》，不失為我國當代歷史小說中一部優秀之作。①當然，作為歷史小說的探索之作，這部作品並非白璧無瑕。比如，作者與敘述者的距離有時過近，導致小說中的一些議論和抒情成為作者情緒的渲泄，以致一些“李敖式”語言的出現。作者走向前台，使本應含蓄的“影射”顯得直露，作者和作品失去了距離，也就失去了文學的時間性和歷史感。也許正因如此，《北京法源寺》的提名，才在海內外引起一場“風波”。但在提名問題上，李敖有自己的理解。他謔稱，被提名諾貝爾獎證明在台灣受排擠的可向世界進軍。“不是我想要這個獎，而是這個獎該給中國人了。”“諾貝爾文學獎１００年來只有４個亞洲人獲獎，印度１人，以色列１人，日本２人。中國人從未獲過獎，諾貝爾的其他獎，比如物理獎和化學獎，曾經給過中國人，但是他們得獎的國籍已經是美國了。”他認為《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合乎理想主義的小說，自己的著作超過１５００萬字，坐過６年兩個月的牢，被軟禁１４個月，可以說為理想主義受盡苦難。自己有資格獲得這個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