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與世界作對，與自己作對(1)

本書故意用了一個挑釁性的書名。我得趕緊聲明，我無意將美國與薩達姆·侯賽因領導的伊拉克或其他殘暴**的政權等同看待。我一向樂於認為我國是一個山巔之城，儘管有時候陰天比晴天多了一點。然而，令我煩惱並促使我用這個書名的原因是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包括美國的許多老朋友在內，開始看我們如果不是同薩達姆或其他暴君完全一樣，也一定如韋氏百科詳解辭典中所說的是一個“不親，不恭，不受制約和不負責任，並且具有不可預言的意向”的國家。果然，今天（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４日，星期一）《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報導說，世界上許多人認為喬治·Ｗ·布殊總統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比薩達姆還大。這並不是關於應該如何處理伊拉克的爭論最新發展的結果。請看倫敦《衛報》的報導：美國這個‘不可或缺的’國家如今開始像一個最無賴的國家。布殊的美國不領導國際社會，而是一心要與國際社會對抗。它不做陽光燦爛的山巔之城……而是一個勁兒地發出民族主義的叫囂：“我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如果你不喜歡，那就忍着點兒。”這話不是昨天報上寫出來的，而是２００１年春天美國拒絕在關於控制全球氣候變暖的京都議定書上簽字時說的。當時我在國外旅行，在一系列旅行中我採訪了世界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發現外國正在疏遠美國，其深度和廣度正在迅速擴大。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下午３點４５分，當我準備踏上旅途的最後一程時，我聽到了從三藩市到華盛頓杜勒斯機場的四點鐘航班的最後一次廣播，於是加快了腳步。這是令人害怕的“紅眼”出現以前下午最後一班飛機了。我很累，感到身體有點不舒服，不想錯過這一航班。於是跑步趕上去，在波音７７７飛機正要關機艙門時擠進了飛機。在旅行中我到了東京、新加坡、雅加達和檀香山等地，參加了一些有關全球化和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研討會，並進行了一些採訪。作為對外政策研究所所長，我有時候駐在國外，當從報刊上讀到和聽到說美國與其長期盟國的隔閡日益加大時，不由得憂心忡忡。這次旅行並沒有完全消除我的擔心。美國的形象在外國人眼裏越來越醜惡。在亞洲，如同過去在歐洲和拉丁美洲一樣，我聽到對美國越來越多的批評甚至對美國的恐懼，美國既不履行它自己公開聲明的主張，又與其他國家鬧彆扭。最近美國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加速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並宣佈中國是“戰略對手”，這一切行動引起了人們對新冷戰的擔心。不僅如此，美國宣傳的經濟全球化主張，在許多亞洲人看來並不能對付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金融危機。當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遭到災難時，美國的資金和銀行毫不受損失地逃避了。有的人甚至開始認為全球化就是新形式的帝國主義。我還聽到人們批評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其證據就是美國在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傳統盟國和友好國家幾乎全都通過的情況下，反對控制全球氣候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和禁止使用地雷的國際條約。在趕回家的路上，我陷入了對這些和其他一些批評的深思。現在我們大家十分熟悉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將顯著促進對關於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和行為問題的思考。就在我坐的飛機從三藩市國際機場起飛的時候，有兩個來美國訪問的普通人穆罕默德·阿塔和阿布杜勒·阿齊茲·奧馬里從波士頓市米爾納飯店出發，開車前往緬因州波特蘭市南部的康福特假日旅館。此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號召對奧薩馬·本·拉丹和一個名叫“基地”的組織採取軍事行動和偵察行動的國家安全指令正放在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的辦公桌上，等待總統批准。我於９月１１日凌晨零點３０分左右到達華盛頓杜勒斯機場后，立即駕車回家。這時阿塔、奧馬里和他們的哥兒們還在睡大覺。大約在上午９點１５分，我抓起了正在響鈴的電話，心想這是我的助手索尼亞·哈里森來電話告訴我，她已經為我預約了上午看病的醫生。不錯，是索尼亞，但她來電話不是因為醫生的事。她急促地命令說：“快打開你的電視機”。看到突如其來的驚恐場面之後，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心想我精神錯亂了，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在受攻擊后不久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喬治·Ｗ·布殊總統被問到：“他們為什麼憎恨我們？”問題中的“他們”指恐怖主義分子和他們的支持者，包括人們所謂的“無賴國家”和布殊後來所說的“邪惡軸心”。然而，對這個問題的直接回答卻來自不同的更重要和更多的“他們”，這些人表現出來的不是對我國的憎恨，而是對我國的熱愛。俄羅斯（我們長期的冷戰對手）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第一個打電話給白宮。他之後緊接着是中國（另一個與美國關係長期不好的國家）主席**。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很快飛往紐約，他是觀察“零地帶”（即災難現場）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此後，還有許多人來，當然他們是奉命行事，甚至可能是故作外交姿態。但是，不能否認全球廣大人民表達同情的誠意。從倫敦到莫斯科，到新加坡，美國駐世界各地的大使館都淹沒在人們獻的鮮花叢中。在巴黎，沿塞納河懸挂的法國國旗均降了半旗。“世界報”以橫貫全版的大字標題宣稱“我們都是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