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與世界作對，與自己作對(2)

任何其他國家遭受這種攻擊都不會引發出如此巨大的感傷情緒。彷彿全世界都像美國人一樣感受到了同樣的無辜損失。儘管存在我所聽到的各種批評，世界人民仍然把美國看作是“山巔之城”，而且所有“眼睛”都望着它，因為它有潛力，如果它願意，它就能像在歷史上所表現的那樣，能夠保證希望戰勝畏懼。看來，如果世界人民渴望安全，至少這個國家是安全的，它不怕那些在世界其他地方興風作浪的惡人。所以全世界人民願意與美國人一道哀悼，並下決心不讓這種災難重演。這是對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不幸的慰藉，它為美國及其友好國家消除過去的吹毛求疵、猜疑和不愉快提供了機會，用前總統林登·約翰遜和聖經上的話說，大家“機緣相投”，步調一致，共同創建更美好的世界新秩序。然而，這種美好的理想並沒有變成現實。一年半以後，聯合國安理會開會研究如何處理伊拉克沒有完全履行聯合國１４４１號決議（要求伊拉克銷毀和停止發展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問題。該決議要求伊拉克交出證據，並不是要求聯合國核查人員走遍伊拉克沙漠去尋找證據。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要求安理會為維護自己的信譽，向薩達姆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與聯合國合作，否則其政權將被摧毀。在鮑威爾發言之後，法國外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接着發言，他要求派更多的核查人員，並給他們更長的時間去沙漠中搜尋證據。在一片實際上是空前沒有先例的並嚴格禁止的情感宣洩中，觀察員席上為德維爾潘熱烈鼓掌。那個周末，全世界有幾百萬人遊行示威，反對戰爭和美國，他們打出的橫幅標語將美國稱為無賴國家。這樣一來，出現新開端的機會眼看着付之東流了。美國與別國不是“機緣相投”，而是越來越疏遠了，我們被別國懷疑，我們也懷疑別國。我們在與世界鬧彆扭，也與我們自己鬧彆扭。２００３年春天，我國與盟國最新的爭論是伊拉克問題，但疏遠美國的根源則更深遠，在薩達姆下台後還將延續很長時間。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試圖向困惑而受傷害的美國人說明，為什麼全世界好像轉而反對美國，同時也向外國人說明，他們經常是怎樣誤解美國的良好動機的。當我冷靜地評論美國時，並不打算刺痛它。我在亞洲度過了一生中很長的一段時光，可能比布殊總統還厭惡北韓領導人金正日。我不是法國社會黨人，也不是沒有改造的上世紀60年代不吃不喝的美國花孩（嬉皮士的一種，常戴花，象徵愛——譯者著）。事實上，我是一個不適於寫出本書的人。我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保守僵硬的共和黨人和超愛國主義者的反基督教家庭。中學畢業後上了斯沃思摩爾學院，為對付校園裏勢力很大的自由派（有人稱其為準左傾分子）觀念，我加入了學院的保守派俱樂部，後來去日本留學，希望將來在外交部做一名外交官。我曾志願報名去越南工作，但卻被派往荷蘭，在美國駐海牙的大使館裏任負責維護美國越南政策的官員，我支持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甚至在其他許多保守派人士停止支持后，我還繼續長時間地支持它。接下來我先後在數個跨國公司中工作，以商人身份住在布魯塞爾和東京，經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１９８１年，我參加了里根政府，最後成了商業部長的顧問，在這個崗位上我作為首席談判代表，與日本簽訂了數起商務合同，此外還參加了各種其他的國際貿易談判，期間獲得了“貿易之鷹”的美名。後來，我創立了一個非贏利性的研究機構或者叫“思想庫”，專門研究全球性問題。正是這些外事工作經驗和研究工作使我對我國的前途深為憂慮。有時候，我不相信美國是魔鬼或者如同薩達姆一樣的無賴。美國好像是一股“惡浪”，它是一股逆潮流而動的強水流，使水手們驚慌失措，遭受想像不到的破壞。美國是個巨大的讓人捉摸不透的國家，對待別的國家向來是交替使用慷慨支援與冷漠相處這兩種手段。當我們認為自己是個“好人”時，我們沒有看到自己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的主導下有時候表現出來的令人不快的行為。我擔心在美國和其友好國家之間橫亘着的危險鴻溝正在擴大，因為美國人對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擔心和看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同時又認識不到我們有些行為在蔑視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就在現在，我們常常把對美國政策的批評看成是由於忌妒我們的成功和強大以及反美成癖的緣故。這肯定是問題的一方面，但並不是全部。也許我們還應當看看我們是如何處理一些重要事件的，看看我們的行為是如何理解和體現我們的價值觀的。在許多主要的擔心中首先是美國的單邊主義——世界將之看作是美國特色的“溫和帝國主義”。與之相連的是全球化即美國化問題，無論人們是擁護它還是反對它。能源使用和全球氣候變暖是具有全球意義的兩個相關的問題，各國對它們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能源利用尤其是美國對外國原油日益增長的依賴性，對戰爭與和平有重大關係，從而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還有，美國對主權、行動自由和軍事優勢的看法，同樣對戰爭與和平有重大關係。誠然，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不可忽視，同樣，我們也不能忽視伊拉克和朝鮮這兩個熱點。美國和中國將來互為朋友還是敵人，仍然是個問題。的確，現在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的問題在其他地方也被越來越多地提出來了。冷戰結束之後和反恐戰爭開始以來，國際關係好像起了變化，老朋友之間關係緊張，而老對手之間相互卻發現了以前被掩蓋起來的親和力。最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美國希望成為什麼樣的國家：社區的惡霸（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語），還是像我們大多數人所希望看到的那樣——美國是山巔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