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該變為現實的夢想(1)

事情本來可以不必這樣處理的，現在也不必非這樣處理不可。過去有，現在仍然有別種選擇。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時，美國和聯合國都沒有對停火提出嚴格的條件，但這一看法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其實，當時的伊拉克軍隊已全線潰退，而多國部隊竟然在這個時候不打了，反而要求伊軍指揮官準備停火。在沒有接到什麼指示的情況下，多國部隊統帥諾曼·施瓦茨科普夫於1991年3月3日與伊軍將領會晤，商定了停火條件。聯軍沒有要求薩達姆或者薩達姆的任何代表簽署任何投降書，也沒有提出諸如要求伊拉克解除武裝，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保護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聯軍曾經鼓動他們發動起義，反對薩達姆政權）等條件。薩達姆等於就此逃過了一劫。施瓦茨科普夫當時的確要求過伊拉克的固定翼飛機不得在美軍附近飛行，但是對直升飛機卻沒有明文限制。因此，當什葉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在聯軍的鼓動下發動起義時，薩達姆派遣直升機對他們進行了大肆屠殺。華盛頓後來把這種結局歸咎於需要照顧沙特人對什葉派穆斯林的恐懼心理。但是，當時在場的美國和沙特高級官員對我說，事實上，沙特人是想幫什葉派穆斯林的。不管怎麼說，美國最終還是在伊拉克南部設立了禁飛區，但對於挽救什葉派穆斯林則是晚之又晚矣。後來，聯合國於4月份頒佈了687號決議，令薩達姆銷毀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伊拉克外長雖回函表示接受這一指令，但發生關鍵性變化的時機已經錯過，這時只不過是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罷了。假如美國與其盟國（當時還的確是盟國）在停火時即對伊拉克提出解除武裝的條件，要求薩達姆簽署一份附有實際條件和執行辦法的正式文件，我們早就可以做現在聲言要做的事情了，世界輿論也會全力支持我們。當時在該地區的美國高級專家曾對我說，如果聯軍提出這種要求，薩達姆肯定倒台。可是，我們卻放縱薩達姆，讓他把軍事上的慘敗變成了政治上的大捷。當時的大部分美國領導人如今仍在現政府任職，其中包括切尼、鮑威爾、沃爾福威茨、法伊特和哈斯。如今，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國會和聯合國當時只讓他們把伊拉克人趕出科威特，而向巴格達推進很可能會導致聯軍四分五裂。就其本身而言，這種說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迴避了一點，那就是，根本不存在向巴格達推進的必要，有必要的只是強迫伊拉克接受勝利者提出的條件。大家興許還記得，我們曾為這幫領導人大擺過慶功宴；在曼哈頓為他們舉行過拋投綵帶的歡迎式；因為他們舉目共睹地戰勝了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隊，還在國會為他們舉行過授勛表彰儀式。其實當初我們應該用一片唏噓之聲迎接他們的，因為他們把事情辦砸了，而且是糟糕透頂。他們原本可以繳獲卻沒繳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事情辦砸了；他們任憑薩達姆用直升機鎮壓他們鼓動起來的伊拉克庫爾德人和什葉派穆斯林所在地區的反叛起義，把事情又辦砸了；他們對戰後缺乏規劃，對伊拉克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說句公道話，他們聽從那些擔心該地區出現權力真空的盟友的話，結果再次把事情辦砸了。當時他們就知道薩達姆對自己的人民使用毒氣彈，也曉得薩達姆是一個殘暴的獨裁者。他們肯定希望，也許甚至相信，他手下的軍官有朝一日會發動軍事政變，但是他們也準備接受薩達姆留存下來這一事實，因為他們認為薩達姆已經戰敗，今後不會再構成威脅了。不過，還是暫且不談這些吧。當時這一切對許多人而言都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假如美國批准了與美國最初的提議非常接近的京都議定書；假如美國成了國際刑事法庭條約的締約國，或者至少在與國際刑事法庭條約作對方面有所收斂；假如我們簽署了禁止地雷的條約，禁止輕武器貿易的條約，沒有抽去禁止化學武器條約的主要內容，支持了防止滅絕種族公約和有關婦女地位的公約等；假如美國一直帶頭重新定義和改造北約，重新定義美國與歐盟以及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其它已經過時的冷戰時期的機構的關係；假如我們沒說“自由本身遭到了不敢露面的懦夫的攻擊”，也沒有說“他們憎恨我們的價值觀和各種自由，”而是說出這樣的話：“我們遭到了宗教狂熱分子”的攻擊（這些人曲解了我們的價值觀和政策，正如當年十字軍打着基督教的旗號一樣，他們打着伊斯蘭教的旗號，企圖洗雪那些編造出來的冤屈。這些冤屈跟他們自身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有關，而我們曾承諾幫助他們克服這些困難）；假如我們落實了阿卜杜拉王儲提出的和平計劃，而不是去稱阿里埃勒·沙龍為“愛好和平的人”（在以色列都不會有人這樣稱呼他，更不用說在阿拉伯國家了）；假如美國總統在“9·11”事件之後沒有說：“你們要麼站在我們一邊，要麼就是反對我們”，而是利用世人對美國的極大同情，飛赴巴黎、柏林、莫斯科、北京、開羅、德黑蘭、漢城、東京和伊斯蘭堡道一聲“謝謝”。假如布殊把世界各國領導人召集起來，舉行一次特別會議，收集一下各國對付恐怖分子的情況和堵住恐怖主義源頭的建議；假如美國沒有公佈它那旨在防止任何對美國霸主地位形成挑戰的勢力抬頭的先發制人戰爭的新戰略。以上這些“假如”如果成真，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再譬如，假如美國把伊拉克問題提交給安理會，並為此展開真正的辯論，而不是為了顯示自己舉足輕重而挑戰安理會，那麼，國際社會是否會作出不同的反應呢？即便反對的勢力依然龐大，但會不會有人更加真誠地支持美國的立場呢？即便最終美國要單獨採取行動，會不會冒較少的風險呢？因為這樣一來，美國的做法就會被認為是一次例外的單邊主義行動，而不會被認為是一連串單邊行動中的最近的一次？我相信，如果我們被看作是良好的國際成員而不是無賴國家名單上的候選國，我們現在會面臨好得多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