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從政不習慣的事情很多

5月27日，在安頓好工作以後，夏衍要了一輛吉普車，匆忙趕回闊別三年的家裏去看看。當時還沒有給他配警衛員，他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負責幹部不準單獨行動的規矩。雖然他這次回家洗了個澡、拿了換洗衣服就走了，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妻子看到他一身軍裝也曾大吃一驚。本來這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但文管會負責保衛的人認為這是“冒險”行動，很快向上級作了彙報，第二天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就給他配了警衛員。書生氣未泯的夏衍面有難色地說，不需要吧，上海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在上海，連回家也帶警衛員嗎？而上級的決定是不容置疑的，從此他“帶上了警衛員，坐上了一輛很大的汽車，儼然成了一個被保護的‘目標’”。巧的是，他乘坐的這輛克萊斯勒轎車過去的主人竟是陳叔兌（陳布雷弟弟，曾是國民黨主管上海宣傳的官員），4年前正是此人氣勢洶洶地下令查封了創刊才12天的《建國日報》，這件事讓他有點高興，也算是小小的一個“報應”。多年後，他在《懶尋舊夢錄》中回憶：“當然，書生從政，不習慣的事還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可以舉出幾件很為難，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會搬到漢口路之後不久，馮雪峰到文管會來找我，進門就被門崗擋住，到了傳達室，又要他填表，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發生了爭吵。葛蘊芳（秘書）及時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下樓把他請進了辦公室，他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衙門真難進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後我批評了警衛和傳達室，說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擋，可是他們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話：‘這是制度。’另一件事帶有喜劇性，大概是6月中旬，華東局副秘書長吳仲超同志派一個人事幹部來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貫、性別、入黨入伍日期之後，有一欄‘級別’，我就填不下去了，因為我入黨二十多年，從來就不知道自己的級別。那位人事幹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說‘的確不知道’。對方問：‘那麼你每月領幾斤小米？’我說我從來不吃小米，也從來沒有領過。他更加惶惑了，那麼你的生活誰供給的，吃飯、住房子……我說我的生活靠稿費、版稅，除了皖南事變后南方局要我從桂林撤退到香港，組織上給我買了飛機票，以及1946年恩來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組織上給了我一筆旅費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賣文為業。這一下對方只能問，那麼你到上海之前，在黨內擔任的是什麼職務？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時是南方分局成員、香港工委書記。他滿腹懷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後來潘漢年告訴我，說華東局、市委根據你的黨齡，過去和現在的職務，評了‘兵團級’，當然我還是不懂得兵團級是怎樣一個職位。”[2]“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問題外，也還有一個生活方式的問題，出門得帶警衛員，到很近的地方去開會，也不讓步行，非坐汽車不可。特別是在重慶、香港、丹陽，還是稱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長局長了。有一次總政的馬寒冰從北京到上海，我約他談話，他一進門就立正敬禮，高聲地喊：‘報告，馬寒冰奉命來到。’這又使我吃了一驚。這一類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據老區來的同志說，這是‘制度’，目的是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別’。難道這都是新社會的新風尚么？對這一類事，我也疑惑了很久。“黨的制度和社會風尚是難於違抗的，我努力剋制自己，適應新風，後來也就漸漸地習慣了。我學會了寫應景和表態文章，學會了在大庭廣眾之間作‘報告’，久而久之，習以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3]1979年5月，夏衍在《從心底里懷念我們的好市長——紀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文中深情地回憶起1949年，有一次在陳毅辦公室開完會——“離開的時候他把我叫住說：你回去，把這套軍裝脫下，你這個文化人穿這套衣服有點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說：我沒有中山裝，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說：西服也可以嘛。老劉（指劉長勝同志）不是穿着西裝在市委辦公嗎？他又說：我要你脫下軍裝，不單是為了滑稽的問題，因為你穿了這套服裝，使過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對你見外。你要記住，讓這些人永遠和從前一樣把你當作自己的朋友。”[4]實際上，由於長期在國統區和香港等地從事左翼文化活動、辦報寫作，夏衍身上不符合**鐵的紀律、規範約束的“毛病”很多，這一切不會因為他在丹陽穿上了軍裝而改變。同樣，今時不同往日，他與過去那些文化界老朋友之間政治身份、工作性質、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距、隔閡，也不會因為他重新換上了西服而消失。畢竟時代已經轉換，即使文採風流的儒將陳毅和昔日長期扮演文化人角色的夏衍也不能很快就適應。他回憶說：“我這個人愛開玩笑，講話隨便，特別是對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藝界的集會上，碰到趙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阿丹，看你這個樣子，當小生的連鬍子也不刮。’趙丹樂了，說：‘你這位部長未免也管得太寬了。’這一類事大概不止這一次，也不僅對趙丹，對白楊、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為他們都是我30年代共過患難的老朋友，不這樣反而會顯得見外。可是想不到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評，說你現在是部長、局長，用這種態度對待非黨人士（他們當時還沒有入黨），實在是太不莊重，有**份。我不買賬，辯了幾句，大概這些事也傳開了，後來馮定同志誠懇地勸告我：‘今後還是注意一點為好，環境變了，過去我們是地下黨，現在是執政黨了，要注意到群眾中的影響。’他的好意我是完全了解的，但當了執政黨就一定要有‘架子’？這一點我一直想不通。“這一類事碰到得多了，我也不得不靜下來進行了反省，漸漸懂得了這是一種歷史轉折時期的社會風氣，對革命的新風是不可違拗的，於是我就努力地去順應和適應，後來也就漸漸地習慣了。但對於有些‘規矩’，我還是不習慣，或者說始終感到不舒服，例如出門一定要帶警衛員，出去開會或者到朋友家去串門一定要事先通知警衛班，乃至對朋友的夫人要叫‘你的愛人’之類，對前者我只能服從，對後者我就‘頑抗’到底。”[5]面對新的現實，除了“適應”、“服從”和“習慣”，夏衍還能有別的選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