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下”走到“地上”

1949年，在經歷了漫長的地下鬥爭歲月之後，夏衍終於迎來了從“地下”走到“地上”的這一天。4月28日，當時擔任**香港工委書記的他與潘漢年、許滌新等受命北上。其時百萬雄師橫渡長江，南京已解放，上海也指日可下，幾個“老上海”即將參與接管這個中國最大的文化、工商業中心。他們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處是慶祝五一勞動節的標語，到處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夏衍回憶：“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區，什麼‘規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錢可以向後勤部去領，住旅館、叫汽車可以不必付錢，一切都由‘公家’供給等等。”在北平，他們受到了**、朱德、**、周恩來的接見。此時，**最高層已內定陳毅任上海市長，潘漢年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工作，許滌新協助曾山接管財經，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長，接管文教系統。毛、劉、周分別找他們談話都帶有交代工作性質。**臨別時對夏衍表示對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舊戲很有意見，認為對京戲和地方戲劇先不要禁，禁了戲大批舊藝人就會失業，就會鬧事。戲劇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要急，要抓大事，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說。（陳毅的看法與劉不謀而合，他認為：“上海有幾十家戲院、書場和大世界之類的遊藝場所，直接間接依此為生的人大約三十多萬。要是硬幹，這些人馬上就會發生吃飯問題。因為我們並沒有新的節目給人家，多少年來，還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以後上海在整個接管過程沒有禁過一齣戲、一本書，恐怕就與劉、陳的這些認識有關。周恩來的交代更是事無巨細，他認為舊文藝工作者（舊藝人）在數量上比新文藝工作者多，在和群眾聯繫這一點上，也比新文藝工作者更寬廣、更密切。在談到接管上海文教系統的工作時，周對夏衍說：“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都還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門拜訪，不要發通知要他們到機關來談話，你們要認識他們在群眾中的影響，要比話劇演員大得多。除了舊政權的留用人員，各大學、科學單位、圖書館、博物館等等工作人員，除極個別**分子外，一律讓他們繼續工作，維持原職原薪，這樣做可能有人反對，一定要先做好思想工作。對一切接管機關，必須先作調查研究，摸清情況，等大局穩定下來之後，再提改組和改造的問題。”[1]周恩來這番話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對原有文學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視，當然也是新政權初創時期一切都從穩定大局出發所必需採取的謀略。夏衍他們進上海以後，可以說忠實地、不折不扣地執行了這些政策和策略。5月16日，在北平度過緊張、興奮的十幾天後，夏衍他們乘火車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23日黃昏才抵達丹陽。此時，小小的丹陽城聚集了成千個接管幹部，熱鬧極了，“一上街，走幾步就會碰上一個熟人”，顧准、黃源、於伶……都在這裏。5月24日，一位管總務的同志發給夏衍一套黃布軍裝，一支手槍和一根皮帶，一穿上這套軍服就算入了伍，後來他填寫履歷表，在“何時入伍”這一欄就寫“1949年5月24日，在丹陽”。當晚他就隨大軍向熟悉的上海進發。從1927年到1937年的“左翼十年”中，他在上海安家，不僅寫出了《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大量文學作品，還參與發起“左聯”，積極投身新生的電影事業，如今當他以勝利者的姿態重返上海時，當年受過“五四”洗禮的少年已49歲。作為上海文管會的實際負責人（主任是陳毅兼，只是挂名，說是為了他工作方便。一位排名在他前面的副主任韋愨，因是黨外人士，也只是挂名），他已經是**的高級幹部，但他身上的文化人習性卻沒有一夜之間消失，所以最初他曾感到那麼“不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