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條“難於應召”的理由

1949年的變化是張元濟所始料不及的，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興奮與惶惑，欣喜與隔膜，老人的心態可以說極為複雜。8月24日，當他從老友陳叔通信中得知自己被列為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代表，他馬上回信謝絕了。1913年9月，他以“自維庸劣，終不敢誤我良友、誤我國家，並誤我可畏之後生”為由斷然拒絕了熊希齡出任教育總長的邀請。[8]這次他所列舉“實有難於應召之處”的理由竟有五條之多。一、“近來腦力漸覺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費鑽研之事，思慮亦復不能深入……似此衰孱，有何裨補？”二、“**諸子多非素識，在會中者，屈計故交大約不及十人。氣類太孤，殊覺岑寂。”三、“素性戇直，不喜人云亦云，況值此國家多難，又重以弓旌之招，若緘默不言，實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淺言深之譏。”四、“都門親故雖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闊別，既舊遊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平空添出無數應酬，亦大苦事。”五、他兒子所在的單位近來正在“倡議裁汰”，如果要他請假陪同自己北上，“必被順水推舟，從此失業，以後何以為生？”如果獨自北行，“征途旅舍，事事躬親，亦復精力不逮”。因此他“再四躊躇”，只有請陳叔通“善為我辭”。[9]就在寫信的當晚，上海市政府交際處處長梅達君來訪，轉達了**中央來電邀請北上之意，恰逢張元濟早早睡下了，由他兒子接待。第二天（8月25日）他寫信給梅，說自己“並未接得當軸電示，亦無等函牘，自審菲材，愧乏貢獻，且年力衰邁，方染微恙，孑身遠行，征途旅舍，諸事躬親，亦苦精力不逮”，只得辭謝。並請轉達對周恩來的歉意。[10]兩天後梅達君再次帶着上海市長陳毅、副市長潘漢年慰問信登門造訪，請他北上參加政協會議，並希望他於9月10日前到達北平。8月30日，還在猶豫的張元濟寫信給梅達君，再次重申：“自慚樗櫟，愧乏訏謨，且孑身遠行，憚有種種障礙，再四思維，甚難遽行決定。”[11]同時他給陳毅、潘漢年回信表示：“元濟樗櫟庸材，涓埃莫效，仰蒙寵召，無任悚慚。邇屆衰年，時時觸發舊疾，憚於遠行。……際此殘暑，孑身遠行，殊感不便。故一時行止尚難決定。”[12]張元濟的口氣雖有所鬆動，但還在觀望猶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