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困難正多，此時且慢慶祝

對83歲的張元濟來說，1949年又到了一次興亡易代之際，他在上海見證了這一幕。5月26日，他寫信給張國淦：“別僅三日，時局驟變。”（後來9月6日，他給張國淦的信中也有“時局萬變，心緒靡寧，久未走謁，彌殷想念”的話。）[1]其心情並不是單純的青年人那樣簡單地歡欣鼓舞，而是有着複雜的歷史感，浮動在他眼前的是近百年的風雨滄桑。6月17日，他在寫給故交黃訪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說：“滬上新舊易幟，尚稱安定。”[2]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央就致電陳毅，聘包括張元濟在內的14人為上海市政府顧問。6月初，陳毅曾登門拜訪張元濟。6月9日，中央研究院舉行21周年成立紀念大會，最後83歲的老院士張元濟講：“謂解放軍占必勝、攻必克，統一中國雖無問題，但當前患難正多，六百萬兵士如何處置？此時且慢慶祝云云。”[3]作為戊戌變法的親歷者，他幾乎目睹了晚清以來所有的改革與失敗、革命與反動、鐵與火、熱血與陰謀、屈辱與光榮、歡欣與痛苦。19世紀末葉以來亂世中國的動蕩起伏、知識分子的榮辱浮沉，可以說都曾在他的眼底“千帆過盡”，何況他長期沉溺於中國浩繁的史書中，歷史上的煙雲不斷地在他的腦海中翻滾。興也，亡也，這一切都清晰地記錄在他畢生心血所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作為開創了中國近代出版業的一代出版巨人，他在商務印書館的數十年也曾與整個民族同命運，共患難，他對現實的認識又豈是一般人所能比擬的。1898年即戊戌變法那年，32歲的張元濟曾受光緒帝召見，進言設館儲才，上《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折》，百日維新的失敗使他萬念成灰，他本人也被“革職永不敘用”，從此張元濟絕意仕途，毅然告別了朝廷。自投身商務印書館以來，無論歷史的風雲如何變幻，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經營着他的出版文化事業（其間1905年官復原職，但僅僅三個月他就辭職了），把商務看成他終生的事業。他是第一代由傳統文人士大夫向近代知識分子轉型的標誌型人物。到1949年，他大概是戊戌變法碩果僅存的親歷者了，難怪**9月19日約他同游天壇時自然而然就談到了戊戌政變的情節，並問及當年光緒召見他的儀式，乃至昔日為官的情況、為官時受祿幾何等。[4]難怪在政協會議期間，《新建設》雜誌要不斷地採訪他，請他口述當時的史事，到最後他都談不出什麼來了。9月18日，張志讓帶信給他，請他追述戊戌政變時的往事，“先定講述之輪廓、計劃，按次講求”。[5]9月23日，張志讓帶了三個北大學生來做記錄，並借了梁啟超等有關戊戌變法的書籍供他參考，他對己所講不滿，“殊覺凌亂”。[6]9月26日，有人送來記錄的問答稿，請他審閱。第二天他即將修改稿交還。10月2日，北大三學生繼續請他做戊戌政變的講述記錄。10月3日，他給他們寫信，表示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追憶的，“昨天所談尤為瑣碎，不足錄，不如中止”，請他們轉達張志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