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

文/傅國涌（本文為原書序）

1949年的時代大變動固然也在楊剛、子岡、浦熙修她們激揚文字的通訊中，在李普他們筆墨飽滿的報道中，在胡風等澎湃的詩行中，但這些當年公開的文字呈現的只是大時代興奮、激動、熱烈、歡呼的一面，我們從中幾乎看不到身處大時代的人們，他們個人內心的嚮往、情感，對陌生的未來的疑惑，以及命運的起伏，看不到他們私下的評判。日記、書信(乃至一些可靠的回憶)這些私人記錄袒露的正是個人當下的心跡、他們思想的脈動，喜怒哀樂、悲歡愛憎盡在其中，沒有遮掩，沒有虛飾。他們的私人記錄也許更接近歷史的真實，經過無數的白雲蒼狗，多少世代變遷之後，人們依然可以透過這些私人記錄靠近歷史，帶有生命個體的體溫、他們的悲傷和喜悅、快樂與哀愁、憧憬與彷徨……

寫一本關於1949年的書，我最初生髮這個念頭，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剛剛讀了蔣經國1949年的日記《危急存亡之秋》，這是失敗者私下的記錄、心靈的獨白，與那些堂皇的文告、自欺欺人的辯白、言不由衷的對外言說不一樣，這裏有失敗者內心世界的真實流露，有他在政權覆滅之際的痛苦，有對故土銘心刻骨的眷戀和無可奈何的告別，有對權力浮沉的反省，有對敗亡原因的思索與探究……特別是4月25日蔣氏一家淚別故鄉溪口時的情景，在蔣經國的日記里有生動的記錄：

“上午，隨父親辭別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鳳山頂，極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心更有所不忍，蓋看了他們，又無法攜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戀耳。終於不告而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盧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每次讀到這段日記，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電影中曾出現過的一個鏡頭，蔣氏一家在漂流去孤島的軍艦上，蔣介石的孫子背誦李煜的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那一刻，縈迴在蔣氏家人腦海里的恐怕只能是這樣的詞句，至少符合他們內心的真實。我沒有見到過1949年的蔣介石日記，從他兒子的日記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行蹤，更可以看出其心情，瀰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悲涼之霧。

與此相反，**為代表的中國**人卻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沒有日記，但有他留下的書信和詩詞為證，一首《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和天安們城樓上揮手的姿態、與“**萬歲”遙相呼應的“同志們萬歲”一同匯入了歷史的洪流：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我陸續讀到了勝利者一方留下的一些日記，1982年戰士出版社出版的《陳賡日記》中有他1949年3月11日到6月16日的日記，詳細地記錄了這位儒將從河南漯河揮師南下、橫渡長江、一直打到南昌的那段軍旅生涯，其中有許多生動的細節，4月25日，“大雨如注，部隊仍向南挺進。沿途所見，人盡泥飾，走路如扭秧歌，歌聲，叫好聲，跌交聲，混成一片，情緒至為高漲，雨亦不足以掃其興。尤其沿途敵人遺棄之輜重、車輛、大炮，到處可見，更使部隊高興。”這樣的文字超越了文學的想像的，如非親身經歷絕對寫不出來。

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謝覺哉日記》有他1949年的日記，一直到10月1日為止。作為**“五老”之一，謝覺哉的日記為我們了解這個轉折的年代提供了獨特的視角，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記錄，比如4月27日，遊玩了一天頤和園之後，他在日記中說：“那拉后不搞海軍搞頤和園，今猶可供遊覽，如搞海軍，並無益於中國，只黃海底添幾條沉船而已。”(後來在其他人的日記中看到王芸生等知識分子也有類似看法，使我困惑)比如7月7日，謝覺哉給周谷城回信，因為“周來信盼得選為政協代表”，他複信表示“已將其材料轉籌備會”。

200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楊尚昆日記》，楊當時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位置顯要，記錄的都是勝利一方的決策內情、高層迎來送往的動態等等，比如1月12日民主人士排列，前後秩序井然，就是一個重要細節。比如1月20日華北局、華北政府招待民主人士，“周建人說話內容還好，表示與我黨之間無距離。”楊剛、吳晗、楚圖南、胡愈之等發言，“一般政治態度均好，表示願與我們一致，把革命進行到底，警惕蔣美陰謀，在革命陣營中搞反對派。”可惜他1949年的日記只到3月31日為止，未能完整地看出這一年中發生的大事。

在失敗、流亡的陣營中，王世傑1938年之後的日記比較完整，台灣也出版過影印手稿本，遺憾的是1949年這一年他卻沒有日記。

當然，我也注意到了局外人、外國在華人士的日記，台灣《傳記文學》第24卷第6期曾刊載司徒雷登1949年的“百日日記”，從4月23日南京易手到8月2日他飛離南京止，這100天間司徒雷登以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通過他在燕京大學的學生黃華等特殊關係與勝券在握的**有過接觸、溝通，他的日記與新近解密的外交檔案相互參證，可以揭開當年的許多外交秘聞。美國漢學家德克·博迪1948年到1949年間正在北京訪學，他以第三者的眼睛見證了大時代的風雲，2001年東方出版中心的“走向中國叢書”收入了他的《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有許多值得我們重視的記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想寫一本1949年的書，透過不同的人所記的日記復原時代的記憶，書名就叫做《1949：日記中的中國》。大約幾年前的春天，我和一個朋友在西湖邊的蘇堤上散步，我第一次向說出了這個想法，朋友認為很好，值得去做。之後，我便繼續留意收集有關的日記，前後大約找到了二三十種。到了2002年冬天，我深感如果要寫一本全面反映1949年變化的書，憑現有的準備和佔有的材料是不夠的。

“究竟有多少人對新政權依舊抱有敵對態度？這一點當然無從得知。我所能說的就是最近我所聽到的對政府的公開批評似乎比以前更多。最近，我應邀出席了一次豪華的宴席，在座的還有七八位老學者。豐盛的菜肴一道接一道地送上來，席間的交談卻是一陣接一陣的牢騷和批評。某些‘民主人士’的言論被登在報紙的顯著位置，可是在宴會上卻能聽到對他們的諷刺，‘機會主義者’這個字眼也不止一次在席間被提及。新的左派學者更是遭到了尖銳的批評：某某人的風格不夠高雅；某某人的學識太淺薄，等等。”

當我在德克·博迪1949年8月14日的日記中讀到這段話，我的眼前一亮，何不就寫一本《1949年：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畢竟留下日記最多的還是知識分子，他們的命運、思索也更有代表性，他們在巨變中的心態意緒，他們在新政權和舊政權之間的選擇，他們對自身和對時代的認識……都是饒有趣味的題目。

最後我選定了不同年齡、不同傾向並作出了不同選擇的15個知識分子，這些獨特的、不可複製的生命個體，無論他們作出了怎樣的選擇，無論他們的學問、才情、人生經歷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們的私人文字都真實地記錄了歷史，把握了五十五年前那個大變動時代的脈搏，以及他們各自作出的人生選擇。要了解一個時代的歷史，僅有官方的正史是遠遠不夠的。宏大的國家化記憶固然不可迴避，但歷史同樣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帶有個體溫情的私人記錄。這不是什麼“野史”，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這些帶有個體生命體溫、他們的淚與笑、他們的猶豫和決然的私人記錄，我們的歷史才可能是完整的。對我，這只是一個嘗試，如果能對讀者朋友有所啟發，那我就很滿足了。我將永遠感謝讀者、出版者和所有關心、幫助過我的人們。沒有你們，或許世上就不會有這樣一本書。

《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作者：傅國涌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定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