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送我一件“巴西”隊服

可是不知怎麼的,媒體也設法到了海關境界的後面——兩隊攝像記者還有六個攝影記者,他說,在他去英國航空公司轉機手續辦理處時伏擊了他,開始辱罵他。他們不僅拍照,你可以說這是他們的工作,可他們當面辱罵大衛,大衛驚呆了。在曼聯踢球時,大衛已經習慣了口頭上的謾罵,可這一次比他以前經歷過的任何一次都要糟,因為太出乎意料了。他後來對我說:“是加利的話讓我不至於失去理智。”

在去比賽的長途汽車上,大衛一直坐在加利·內維爾旁邊。當我告訴他我懷孕了的時候,儘管當時他都高興得快要爆炸了,可他什麼也沒說。可是比賽結束后,在所有那些事發生之後,他說他得把我懷孕的事告訴加利。

“加利真聰明。得知這一消息,他只是說‘太好了,大衛,這是最好的消息。’那句話讓我的腦子清醒了一些。從那以後,我惟一着急的事就是趕過來陪你。”

我們正要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登台演出,一個男人恰好和我擦肩而過。就在那時,我屏住了呼吸,因為我看出了那個走路的樣子。我不敢叫出聲來——在我的緊身短裙和高跟鞋允許的情況下,儘可能快地向那個人走去,撲上前抱住了他。我們什麼都不需要說——只是緊緊地摟着對方,頗有一點動情。接着我想起了手裏握着的東西,把它交給了他。

這是我那天早些時候做的掃描偏振片。因為我的經期不正常,所以我不知道我大概懷孕幾個月了。

“別讓我哭,”當他緊緊抱住我的時候,我說。“那會衝掉我的睫毛膏,凱琳會生氣的。”

我們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我真是太高興了。

我一發現懷孕了,就打電話要了客房服務點了太平洋油鰈、蔬菜、土豆和麵包。

那感覺就像被電擊了一樣:孩子對我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懷孕了,而你又不吃東西,那對你的胎兒沒有好處。我不在乎會發胖,不在乎我的長相。因為儘管在我遇到大衛之後,情況已有所好轉,但是一旦你的飲食失調——我可能就有過這樣的情況,儘管我的體重從來沒有輕到危險的地步——再恢復正常的飲食相當困難。旅途奔波以及大衛不在身邊對我恢復正常的飲食都不利。一旦報紙上赫然寫着“矮胖辣妹”或“胖辣妹”,我就會作出很壞的反應。我會看着報紙上登出的照片,說:“是的,你真令人討厭。”公眾說你得減肥。我完全迷住了心竅。這麼說吧,我甚至測量過我的大腿有多粗。情況變得很古怪,以至於那些年我一直拚命地想瘦下去,可是卻沒有人知道我患厭食症是因為多囊卵巢。但我一旦發現自己懷孕,一切就都變了。

一開始,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我的飲食必須正常,因為我意識到自從美敦赫德和潔芮的事情發生以後,我還沒有真正好好地吃過東西。現在,我一天吃三頓,碳水化合物、蛋白質,甚至脂肪:把黃油塗在麵包、青豆和菠菜(增加維生素B)上。但我不吃巧克力或者蛋糕或其他這類食品,我知道我得吃一些健康食品。

大衛在“辣妹世界”度過了精彩的十一天——這是我們在一起時間最長的一次。可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沒辦法丟開工作去真正享受這一段時光。可是只要大衛在身邊就很不錯。大衛就是大衛,拉着我的手時他很高興,把我的頭摁在一隻桶上或者一隻碗上、逼我吃飯好像他也同樣高興。

儘管工作人員和舞台設備走公路,我們有一架五十座飛機供伴舞、髮型師、化妝師加上所有陪着我們的家人乘坐。自從西蒙離開后,我們一致同意永遠不再和我們的家人分開。離開家的三個月是很長的一段時間,有時你需要一位媽媽在身邊。而且我又懷孕了,身邊總有一位體貼的母親真是太好了。所以不管那個人是誰,我們都把她當媽媽,和她坐在更衣室聊天。

這架飛機上的氣味不對勁:一定是因為機上攜帶的食品。其他人都聞不到,只有我,一上飛機就開始噁心,而且這種感覺一直沒停。

大衛到紐約之前,我告訴他我在耐克城裏看見了一件特別酷的運動衫。

“什麼樣子的?”他說。

“鮮艷的黃色,上面印着‘巴西’字樣。”

因為我們是在通電話,我無法看到他的臉,但從他接下來發的脾氣中我能想像出來。

“不要以為你認識了一些巴西的足球名人,”他說得有點急促。

但第二天早晨他購物回來,我正在睡懶覺,他從門口扔給我一個耐克包,笑了。那是一件印着“巴西”的黃色運動衫。我第一次穿它是在飛往康涅狄格州的飛機上。我上了飛機,坐下來,聞到了一股怪味,然後就一直噁心,以後我就再也沒有穿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