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二拉、三打”

這是電影《西安事變》中**說出的“道白”。分鏡頭是：陝北。某室內。中央政治局會議室。**在聽取了常委的意見后，蹺起腿，使勁地把煙蒂在鞋底上一“擰”，堅定地最後拍板式地說出了這樣幾句話。他說：“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托着東西是不願意上山的。你們看過陝北的毛驢上山嗎？陝北的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種辦法，那就是：‘一推、二拉、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戰的，我們也要採取對付毛驢的辦法，讓他抗日。拉他、推他，再不幹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會上山的。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就是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這樣決定啦！”1936年冬天，蔣介石坐鎮西安，迫令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進攻陝北紅軍。但是，在當時的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推動下，東北軍和西北軍廣大官兵對蔣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滿，張學良和楊虎城在中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感召下，也不願意打內戰而有意投身於抗日統一戰線中去。因此，他們多次“哭諫”，希冀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可是，在國難當頭的關鍵時刻，蔣介石依然一意孤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決意繼續“剿共”。在這國難當頭的危機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依然決然地對蔣介石進行了“兵諫”。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領導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蔣介石是人民的公敵，民族的罪魁。破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是他；屠殺無數**員和革命志士的，也是他；發動十年反革命“圍剿”，製造白色恐怖的，還是他；對日本的侵略擴張實行不抵抗主義，把我國東北拱手讓給日本的，仍然是他；當日本帝國主義把魔爪伸向華北、妄圖吞併全中國的時候，繼續推行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策略的，依然是他。蔣介石真是罪惡累累，罄竹難書，老百姓恨死他了，可謂恨之入骨。因此，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拘捕的消息一經傳出，許多人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強烈要求嚴懲蔣介石，以平民憤。當時，圍繞如何處置蔣介石，國內外各種政治力量也議論紛紛，呈現出一種十分微妙而又十分複雜的局面。就在事變的當天，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立即給**中央和**主席發來電報，要求**主席派代表赴西安處理此事，共商抗日救國的大計，特別是要處理好蔣介石的善後事宜。正是在事變發展的關鍵時刻，以**為首的黨中央作出決定：採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也就是說：**不殺蔣介石，反而主張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這一事變。這使當時的很多人出乎意外，特別是一些黨內、軍內的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不好理解。所以，**來到紅軍大學作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說：“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了全國人民無數血債。大家要求殺他，是可以理解的，不算過分。不殺他，確實不能平民憤。但是，蔣介石是不能殺的。”有的學員含着眼淚說：“為什麼不能殺？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太多了。他殺了我們那麼多同志，現在就是將他這個屠夫“千刀萬刮”、“碎屍萬段”了，也難解我們的心頭之恨啊！主席，你就下令把這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殺了吧！主席，你可要為我們那些死去的戰友做主呀！”**來到那位鳴不平的學員跟前，語重心長地說：“你們的心情，大家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們的心是很純潔的。但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在大事變中認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與全局的關係。在現在的情況下殺了蔣介石，正中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的下懷，國民黨中的親日派正打着‘討伐叛逆’的旗號，糾集大批軍隊開赴潼關，逼進西安，揚言要炸平西安，陰謀用這種手段置蔣介石以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吶。各派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大打內戰，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國將會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如果僅僅從我們黨的私利、私仇出發，殺蔣介石來解恨，忘記了民族危亡這個大局，我們就不配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了。我們**員就是要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不記私仇，以德報怨，迫使蔣介石改變反動的政策，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有的學員還提出疑問：“好不容易把蔣介石抓住了，為什麼還要把他放了？”**進一步地解釋道：“我們必須明白，這次蔣介石被捉，既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於滑鐵盧被擒的拿破崙。前者是革命勝利的結果；後者是軍事失利的必然。這次抓蔣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備。他的軍事勢力還原封不動的放在那裏、整建制的軍隊還保留在那裏。如果我們不殺他，通過談判，逼他改變態度，把軍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豈不是更好么？如果我們只記得黨和個人的恩怨，忘記民族危亡這個大局，那是不行的。我們要從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侵佔我國領土創造條件。”當時，還有學員擔心地問道：“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學良和楊虎城兩將軍抗日主張怎麼辦？蔣介石心狠手辣，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對此作了深刻的分析，認為：“日本侵略者，國民黨親日派，他們惟恐我們不殺蔣介石，而蔣介石又最怕死。在這種生死悠關的緊要關頭，蔣介石會認識到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勸說，蔣介石肯定會接受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抗日主張的。”**為什麼這樣處理西安事變呢？因為，在**看來，西安事變的發展可能有兩種前途：一種是殺掉蔣介石，這樣將導致全國規模的內戰，推遲全國抗戰的實現；還有一種前途是釋放蔣介石，迫使他接受中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確主張，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日形成，實現全國抗戰。兩種前途，權衡利弊，比較得失，這是我黨領導人需要迅速反應，作出抉擇的。第一種前途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國內親日派所歡迎的。事變發生后，日外務海陸軍三省決議中假惺惺地提出，要抱着“冷靜的監視態度”，“避免一切無用的刺激手段，監視事變的進行”。實際上則是積極地進行挑撥離間，玩弄“以華制華”的伎倆。在他們看來，只要挑撥南京與西安之間發生戰爭，就可以坐享“不戰而勝”之成。日本外相有田還召見中國大使，揚言南京如與張學良等進行妥協，則日本政府不能繼續採取“靜觀態度”。顯然，其險惡用心無非是指望中國內部大亂，好讓他們從中漁利。第二種前途是符合中華民族利益的，釋放蔣介石，人們可能會想不通，但又必須這樣做。因為，事變可能引起更大的內戰，而內戰如延續下去，那麼這次事變便無異為日本侵略者開了一條通路。**充分估計了上述兩種前途，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不為一黨私仇所擾，從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發，全面科學地分析了當時的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作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決策。為此，決定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代表團前往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協商，並同蔣介石談判。在黨中央的正確方針指導下，周恩來一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蔣介石基於當時的情景，終於被迫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戰的主張，西安事變因此得到正確的解決。捉蔣-----放蔣----迫蔣。這就成了**以大智大勇、大仁大義品格和胸懷，在處理中華民族利益問題上留給史冊的最為精彩的一筆。西安事變，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