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群書

**說：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他的一生是革命戰鬥的一生，同時也是篤志好學、博覽群書的一生。他酷愛讀書，讀起書來，簡直入迷，把讀書學習視為生命。**常說：讀書治學沒有什麼捷徑和不費力的竅門，就是一要珍惜時間，二要勤奮刻苦。“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從少年起，就勤奮好學，酷愛讀書，有濃厚的讀書興趣，而且他的讀書**，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愈來愈強烈。在革命戰爭那些歲月里，**千方百計找書讀，尤其是想方設法收集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和《**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紅軍打漳州時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這些譯本，長征途中在患病的時候，還躺在擔架上讀。經過萬里長征，書雖然破舊了，但他仍愛不釋手，在延安還是經常反覆地讀。在**的存書中，有一本普列漢諾夫著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他於1945年12月24日收到這本書後，第二天就讀了11頁，第三天讀到27頁；27日到29日，雖忙於為中央起草給東北局的指示，但仍讀了14頁……就這樣，一本300多頁的書，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讀完了。由此可見他的勤奮讀書的精神。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歲月，**身負黨和國家的重任，日理萬機，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利用飯前飯後、節假日、旅途中的間隙，甚至上廁所的片刻時間讀書。1958年3月，**在成都主持召開一個會議，在開會的20多天中，他為了不耽誤讀書，就在辦公室里吃飯。吃飯時，他把面前的文件、書刊往旁邊一撥，端起飯就吃。還沒有等咽下最後一口飯，他就又全神貫注地工作或學習起來。有一年夏天他在武漢，雖天氣炎熱，但他仍秉燈夜讀，汗水順着臉頰往下淌，工作人員拿來毛巾請他擦一擦，他風趣地說：“看來讀書學習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流下汗水，學到了知識！”**想方設法擠時間讀書，特別注意珍惜時間。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產的百忙之中，以‘擠’的方法獲得學習的時間，以‘鑽’的方法求得對問題的深入了解。”他曾經對舊日的同窗朋友蕭三說：“大家總推忙得很，學習不可能。……我自己過去也總是這樣推諉，但近年把這種理論推倒了。忙，就要擠，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釘釘子，就可以擠進去的。”[7]**最不喜歡有些人在業餘時間裏把精力用在打麻將、打撲克、跳舞這些方面。他說：“我看不好。應當把工作以外的剩餘精力主要放在學習上，養成學習的習慣。”在業餘時間，**總是廢寢忘食地讀書。讀書忘記睡覺，讀書忘記吃飯，是常有的事。魯迅說：“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只要願擠，總是有的。”**就是這樣擠時間讀書學習的。**讀書十分注意持之以恆。還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期間，他作過一幅有關讀書的對聯：“貴有恆，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無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自己就“貴有恆”，一生從未間斷過讀書生活。他在晚年，身體衰老了，視力減退了，但讀書學習的精神絲毫未減，追求知識的**不見低落。在患白內障之後，他的視力極弱，只能用放大鏡一點點看書，或由工作人員讀給他聽。1975年，眼睛作手術后，視力有所恢復，他又開始了大量的讀書活動，有時竟然一天讀上十幾個小時，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壓時，仍是手不釋卷，真是讀書成癖。**說過：人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好比在暗溝中走路，摸索不着，那會苦煞人的。所以，他在讀書學習上始終無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開拓自己的知識領域，他一生從末間斷讀書生活。**是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生命不息，讀書學習不止的人。直到臨終前一天他仍然在關心國事，看文件、看書11次，共2小時50分鐘。他最後要看一本有關日本三木首相的書。據**身邊的工作人員周福明回憶：1976年9月8日，**已進入彌留之際，醫生不斷搶救，他反覆陷入昏迷狀態。即使如此，每當他清醒過來時，他還是要書看。他講要一本書，但他語言含糊、聲音微弱，連最能聽懂他的話的秘書也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他着急了，示意給他拿過紙和筆來，在紙上寫了“三”字，然後又用手敲敲床，周福明猜是和“三木”有關，輕聲問：“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關三木的書？”他默默地點點頭。三木就是三木武夫，當時日本自由民主黨總裁、內閣總理大臣。他正在日本進行大選，此時病危的**仍關切地注視着日本局勢的變化。當秘書找來有關三木的書讀了幾分鐘，他又昏迷過去了。這是**讀的最後一本書。**讀書，長期以來養成了“不動筆不看書”的習慣，這是他從他的教師徐特立那裏學來的。從青年時代起，**在讀書時，就總是作出各種讀書標記，畫著△、?、○、—、?住ⅰ獺ⅰ酢、=、▲等等符號，很多地方圈旁有圈，杠外加杠。這些符號反映了他對某個觀點的欣賞、贊同、懷疑、反對、不解或深思。為了便於查找，他還在有些書的封面上用蒼勁的筆跡，寫下自己所需要的目錄。**還特別愛寫讀書批註。這些批註，少則一個字、兩個字，多則寫上幾百字甚至上千字。有的是讀書時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論，信手寫下的思想片斷，有的是聯繫實際，概括和總結出的中國革命鬥爭的經驗，具有很高的理論、學術價值。**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哲學批註》一書，記載了他讀10本哲學書的批註；張貽玖的《**書房》和《**讀史》，詳細介紹了**讀馬列著作和讀史所作的批註情況。這些批註和符號，體現了**讀書的一個顯著特點——“不動筆墨不看書。”**常說，一個人的知識面要寬一些。他在1957年10月2日給秘書林克的信中說：“鑽到看書看報看刊物中去，廣收博覽，於你我都有益。”[8]**讀書的範圍十分廣泛，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主義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近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軍事、文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書籍，以及各種雜書。當然，**讀書也是有所側重的、有所偏愛的。他最重視、最喜歡閱讀的是馬列著作、哲學、中國歷史和中國古代文學。**為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而酷愛讀馬列著作。他讀馬列著作的特點是，有重點有目的地讀，認真反覆地讀，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地讀，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多次指出，學習馬列主義一定要認真讀書，坐下來，鑽進去，不能像看小說那樣，一目十行，走馬觀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認真思考，用心領會，三複四溫。幾十年間，**閱讀了大量的馬恩列著作，不僅有全集、選集、專題文集、單行本，而且有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哲學、軍事、文學、史學等專著。對《**宣言》一書，**第一次讀到它是1920年來北京的時候，以後他是經常閱讀，書中的許多精闢論斷，他幾乎全能背下來。1939年底，**在延安時，一位進馬列學院學習的同志說：“《**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所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宣言》被翻閱過多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於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可以從中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在各種理論觀點的爭論和批判中，加深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認識。”[9]對《資本論》一書，早在延安時他就用心讀過，**於1954年又一次閱讀了。當《資本論》於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冊以大字本印出時，他先後都選讀了若干篇章。直到逝世前不久，他還一邊讀，一邊在書上做標記。在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一種否定商品生產的“左”的觀點。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個重大問題，說服持這種觀點的人，**下功夫多次讀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作了批註，並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他的批註和講話，緊密結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一些混亂認識問題。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先後在杭州、上海和廣州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邊讀邊議中，他發表了一些重要意見，反映**本人和黨中央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的艱苦探索。**為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問題而研究馬克思主義，他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晚年雖犯了錯誤，但總的來說他仍不愧為我們全黨學習、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理論的典範。**對魯迅的著作也很有興趣。1938年8月，中國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魯迅全集》。**對這套書十分珍愛。他行軍、轉移到哪裏，就把它帶到哪裏。1949年出國訪問時，也隨身帶着幾本，一有空就讀。從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新版的《魯迅全集》。**對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愛，把它放在床上，經常利用夜晚時間和其他零散時間閱讀。1961年，**在江西的一段時間，也把《魯迅全集》帶在身邊。他閱讀魯迅著作十分認真，對魯迅著作的思想性、戰鬥性、人民性了解得最深，他在自己的著作、講話、報告和一些書信中多次談到魯迅和魯迅的著作，並對魯迅在中國革命和文化發展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評價。**說自己的心同魯迅的心是連在一起的。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還用顫抖的手在全集線裝本第5卷第5分冊的封面上寫下了“吃爛蘋果”幾個字，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讀此分冊中的《關於翻譯(下)》一文，當讀到魯迅用“剜爛蘋果”的比喻，主張正確批評，反對“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時，**非常高興地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還愛讀歷史書籍。他的歷史知識是很淵博的。特別是中國歷史，僅《資治通鑒》他就讀過17遍。4000萬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從頭到尾讀過，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讀過一遍，而且還作了許多圈點、勾畫和批註。他說，研究中國歷史，“必須扎紮實實地把《二十四史》學好”，“不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讀”。**讀史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古為今用”。1956年，他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指出：“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在“古為今用。”[10]他一貫提倡，研究歷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繼承和發展歷史的優秀遺產，為現實的鬥爭服務，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過去。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重視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汲取有益的營養，引為借鑒。歷史學家周谷城曾欽佩地讚歎說：“**‘古為今用’是沒有人能企及的。”**還愛讀中國古典文學(包括詩詞、曲賦、小說等)和各類雜書。這也是他從幼年時代養成的習慣。《紅樓夢》、《水滸》、《西遊記》、《三國演義》等古典文學作品的各種版本，他差不多都讀過，有的還讀過多遍。**最推崇《紅樓夢》，他讀了多遍，從其中挖掘出有價值的內涵加以發揮利用。在詩詞方面，自《詩經》以下，中國歷代的詩詞、曲賦，他差不多都廣泛地閱讀過。其中，他比較喜歡的是《楚辭》、唐詩、宋詞和元曲，尤其是喜愛讀“三李”(唐朝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平時還廣泛涉獵歷代紀實性很強的歷史演義和筆記小說這類“雜書”，如《智囊》，《笑林廣記》等，他都讀過，《容齋隨筆》一書他還反覆多次讀過。**在閱讀大量古籍的過程中，批判地汲取和繼承了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像他那樣有如此淵博的知識，在近現代革命家中是不多見的。**曾說：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器。他讀過哥白尼、布魯諾、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楨、楊振寧等科學家的重要著作和許多自然科學刊物。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名著，他反覆讀過多遍。在50年代後期，他還鑽研過農業、土壤、機械、物理、化學、水文、氣候等方面的書籍。1958年9月，張治中與**一起外出視察工作。有一天，在行進的列車上，**正在聚精會神地看一本冶金工業方面的書。張治中詫異地問，“你也要鑽研科技的書?”**說：“是呀，人的知識面要寬一些。”學英語，也是**讀書生活的一部分。為了能直接讀懂馬列的外文書籍，在延安時期，他就自學過英語。解放後有了較好的學習條件和環境，他學習英語的興趣更濃了。他學習英語不怕困難，每次外出總帶着字典學習英語政治書籍。無論在火車上、飛機上，他都堅持學習。有一次，**乘飛機到外地去，他在客艙中朗讀英語單詞，一個詞連續讀十幾遍。服務員見他這樣認真，便走到他身邊問道，“您這麼大年紀了，還要學習外國語言?”他回答說：“這是鬥爭需要啊!”**一生博覽群書，我們從他的存書和借書的情況，就可以窺見其一斑。他在中南海的個人藏書近10萬冊，主要的是這麼幾類：第一類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其中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全集與選集；第二類是闡釋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各種教科書和理論書籍；第三類是有關中國歷史的書；第四類是各種中國古書，從《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均是一部分)這樣的類書、叢書到各代筆記體小說、隨筆，從詩詞、文論到市井笑話集；第五類是中國近現代的一些名著，如《魯迅全集》、《革命軍》等；第六類是工具書。此外，還有一些譯成中文的世界名著。但仍不能滿足他的讀書需要，全國解放后，他還經常到北京圖書館、北師大圖書館、首都圖書館等處借書，用以學習和研究。據不完全統計，進城以後至1966年9月，他先後從北京圖書館等單位借用各種圖書達2000餘種，5000餘冊。在他的遺物中，至今還完好地保存着**在北京圖書館的借書證。可見，**讀書數量之多，範圍之廣，是很驚人的，可與其相比的大學問家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