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也是**個人的思想從唯心主義轉變為辯證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變為**的一個“關鍵性”時期。由此他從矚目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學習蘇聯十月革命，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選擇走俄國人之路，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良方。**接觸馬克思主義是在五四前後兩次到北京期間。1918年8月，**為了籌備組織湖南學生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來到了北京，在楊昌濟老師的幫助下，結識了當時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字守常，1889—1927)，併到該館工作。李大釗是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對**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有着直接的影響。李璜在《學純室回憶錄》中談到少年中國學會在他家聚談之會時說：“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們聯餐席上，開始道俄國的共產革命，認為比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要有意義得多。因為在俄共主張上，還有精神照顧到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上，而中國革命的前途，要採取西方策略時，則最好去學俄國**。”當時**參加了聚談。他後來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着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1949年3月25日，**由涿縣乘火車到北京清華園。當火車過了北京城牆時，他無限感慨地說：“整整三十年了!那時，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我到處奔波，來過北平。還不錯，吃了點苦頭，遇見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呀。沒有他的指點和幫助，我今天還不知在那裏呢?”[28]**第一次到北京時，也結識了當時任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字仲甫，1879—1942)。陳獨秀是首倡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是五四時期啟蒙思想家，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中國**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在當學生時就以二十八畫生[29]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體育之研究》，和陳獨秀開始發生聯繫。**第一次到北京，陳獨秀這時對社會問題的精闢見解和對蘇聯十月革命的歌頌，深刻地影響了**。他在1919年7月《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中，讚揚陳大力倡導“科學”與“民主”的“至堅至高精神”，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30]。**在北京停留的半年，除了結識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外，還接觸了許多他欽佩的思想激進人物，還同一些左翼青年成為朋友，吸收了許多新的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粗淺知識，參加了哲學研究會、新聞研究會、平民教育講師團和少年中國學會等許多有意義的活動，腦中裝滿了許多社會實際問題，他的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他自己回憶這半年生活：“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加，思想越來越激進。”[31]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已回到長沙，他立即投身於革命運動之中，積極領導了湖南的青年學生運動，籌備了《湖南學生聯合會》，出版了會刊《湘江評論》，他擔任主編，並發表《民眾大聯合》一文，寫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32]他清醒地認識到人民群眾是天下、國家、社會的主人，我們要趕快覺醒和行動起來，迎接革命新潮。**在文中開始克服唯心史觀，強調人民群眾的力量，強調物質生活的重要性，強調從實際出發，“踏着人生和社會的實際說話。”他在《創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力量最強。”[33]這表明**已感受到物質生活的吃、穿、住、行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都提到政治地位是經濟力量決定的，注意從經濟原因去分析西方國家的政治情況，認為罷工與社會革命都是經濟原因引起的。“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這已接觸到經濟制度較之政治制度與精神文化，是更為根本的東西了。從而拋棄了“大本大原”的思想和聖賢的創世說，開始由唯心史觀轉向唯物史觀。可以看出，這時**開始傾向接近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些基本原理。湖南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是驅張運動，即發動群眾反對湖南都督張敬堯的專橫殘暴。**被推為公民代表團團長，於1919年12月第二次來到北京。他們自辦通訊社向全國報紙發稿：“張毒不去，湘無寧日。”他們使用了種種合法手段進行鬥爭，震動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國聲勢，使這個皖系軍閥臭名遠揚，終於在南北軍閥對峙形勢消長中，從湘南敗走。**第二次來到北京時，蘇聯政府已同中國平等建交，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影響更大了。**在當時形勢的鼓舞和推動下，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他在短短几個月時間中，儘力搜集有關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書刊、文章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如饑似渴地閱讀着。據黎錦熙回憶，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訊社》社址會晤**時，就發現**正在讀《**宣言》，右邊還有其他關於社會主義的新書刊[34]。**回憶當時深刻地銘記在心中對他影響和幫助最大的有三本書：陳望道翻譯的《**宣言》、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還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機會，向李大釗等人請教，進一步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並商量組織“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35]。同年5月5日，**第二次由北京到上海，與陳獨秀多次會晤，同他討論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問題，研究如何在湖南開展革命。**後來回憶說：“1920年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裏我再次見到了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是中國**的創始人，**對他十分欽仰。**在陳獨秀死後第三年，還說：“他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我們那個時候，……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那一代的學生。”[37]建國后，**再次指出，“陳獨秀是當時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38]1920年前後，**的世界觀有了根本的轉變。他在革命運動的鬥爭中，結合中國的實際，邊學習研究，邊思考問題，邊對各種思想學說進行比較、選擇、判斷，並通過總結湖南自治運動的經驗教訓，毫不遲疑地摒棄了“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一切非馬克思主義觀點，而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認定“改造中國與世界，首先要造主義，要組織**”，走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他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的哲學根據。”[39]還指出：“歷史上凡是**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閥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能收場的。”希望勸說剝削階級“回心向善”，“要資本家信**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40]這標誌着他確定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後來回憶說：“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接受馬克思主義”，認定它是唯一能夠“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真理，“就一直沒有動搖過”[41]，便一生堅定不移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刻苦地研讀馬克思主義，忠實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矢志不渝地為實踐社會主義和**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奮鬥。這裏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在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中，同當時許多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仁人志士有什麼不同呢?**為什麼能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科學總結，能在改造中國社會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結合的最高成果——**思想呢?其中首要的是立根於中國這個“地盤”，勇于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勇於實踐。他在湖南師範上學時，就主張在研究國情的基礎上融合中西文化，以匯百家之所長，熔鑄於一爐，從而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見。對中西文化，他認為既要認真學習、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又要認真學習、吸取西方文化的精華，“注意中西比較”，批判地對待中西文化，力求把兩者結合起來。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黎錦熙信中說：“世界文明分中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42]還說：“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關係，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的困難；二來又可攜帶些經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藉資比較。”[43]**特彆強調研究國情和改造現實。在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后，仍進一步結合實踐發揚了這一特點，努力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思想，這也是**區別於、高出於眾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