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真理

什麼是“立志”?**認為，所謂立志，就是追求真理，為實現真理而鬥爭。他在1917年8月27日致黎錦熙信中寫道：“志者，吾有見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謂也。今人所謂立志，如有志為軍事家，有志為教育家，乃見前輩之行事及近人之施為，羨其成功，盲從以為己志，乃出於一種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准，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於此鵠之事，儘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其始所謂立志，只可謂之有求善之傾向，或求真求美之傾向，不過一種之衝動耳，非真正立志也。雖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15]在**看來，立志有“一種模仿性”的立志，“不過是一種衝動耳，非真正之立志也。”有真正的立志，必須建立在“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的基礎上，即建立在進步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基礎上。因此，**把救國救民和求學讀書、掌握真理緊密結合起來，而且高度集中到一點，那就是立志和實現其志而鬥爭，也就是為追求真理和實現真理而鬥爭。**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艱辛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一生。**求學讀書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為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他把學習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人民群眾的幸福聯繫起來，是為實現高尚的理想、遠大的目標而儲才蓄能。他說過：“有為人之學，有為國人之學，有為世界人之學。為人之學者，父子夫婦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為國人之學者，明其國歷史、地理、政教、藝俗之學也。為世界人之學者，世界觀、國際學也。”[16]**的讀書求學，不是為個人“發跡”，升官發財。而是以為國人、為世界人而學，為改造中國與世界而追求真理。惟其如此，他嚴格要求自己，不斷鞭策自己，勤奮學習，艱苦探索。他在寄居長沙新安巷湘鄉試館的半年自學中，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根據自己的自修計劃進行自學。他後來回憶說：“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我僅僅休息片刻，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圖書館裏一直閱讀到閉館的時候。”**認為，這是他的學習史上最有價值的半年，就像牛闖進了菜園，嘗到了菜的味道，拚命地吃。讀書是**一生的最大嗜好。他在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時，“從早之晚，讀書不休”[17]。為了鍛煉自己在任何環境中都能專心致志地學習和思考的本領，有時他到學校的後山妙高峰上學習，叫做“靜中求學”；有時他故意到人聲嘈雜、車水馬龍的長沙城門口去看書，叫做“鬧中求靜”。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漫長曲折的。**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經歷了一個轉變和發展的過程。按照他本人的說法，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即所謂“舊學”，又讀了七年“新學”，即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學著作。如亞·斯密的《原富》、盧梭的《民約》、孟德斯鳩的《法意》、約·穆勒的《名言》、斯賓塞的《邏輯》、耶勞斯的《名言淺說》、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論》等書，他都進行了潛心研究。從這些書籍中他受到近代啟蒙教育，接受了進化論思想，認為必須以鬥爭、進化、自強、自力的觀點和態度來觀察和對待萬事萬物，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5年半(1913年春至1918年夏)學習生活，對他的世界觀以及尋求救國救民真理是一個重要時期。在這裏，他先是着重“國學”，探討了中國先秦諸子、程(頤、顥兄弟)朱(熹)理學、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王(船山)顧(炎武)顏(元)等主張“經世致用”、“踐后篤行”的“實學”，以及譚嗣同的“仁學”。他在1915年9月6日，給蕭子升的信中說：“然尚有其要者，國學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後者，夫亦鄭重之意云爾。國學則亦廣矣，其義甚深，四部之篇[18]，上下半萬載之記述，窮年竭智，莫殫幾何，不向若而嘆也。”[19]在“國學”中，**深受“實學”的思想影響，特別是敬崇王船山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他在一師求學時，常邀請一些同學到船山學社聽講演，並訪問過船山的家鄉。1921年8月又利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和經費辦湖南自修大學。抗戰初期，**寫信給在長沙主持八路軍辦事處的徐特立，請他設法從湖南補齊《船山遺書》所缺各冊。解放初期還將王船山手跡(即《雙鶴瑞舞賦》)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物保存，並兩次親筆手書“船山學社”，足見他對船山思想的篤信和推崇。他還十分重視顏元的“經世致用”的“實學”主張，注意學以致用，注重讀“無字之書”，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習。他在長沙就學期間，經常利用節假日，採用“遊學”的方式，走向社會，進行社會考察、調查，到群眾中去學習。1917年暑期，**曾和同學蕭子升，採用“遊學”的方法，徒步遊歷了湖南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等五個縣，一路調查當地的歷史變遷、地理概貌，了解農民和各階層人民的生產、生活以及社會風俗習慣。**用這種方式進行社會調查，開拓胸襟。三伏酷暑，使在崎嶇山路上跋涉的**汗流浹背，但沿途的名勝古迹，秀麗風光，卻使他心曠神怡。他們曾露宿河堤上，**卻風趣地說：沙地當床，石頭當枕，藍天為帳，月光為燈。實在是豪放洒脫極了。每到一個地方，以學生身份訪問私塾老師、工人、農民、小老闆、醫生等各色人物。他們行至寧鄉容印寺，拜訪了老方丈，參觀了佛殿，翻閱了寺藏的各種佛經和《老子》、《莊子》等書籍，與方丈討論了佛家的經義。到安化縣城，前去查閱了安化縣誌，到東華山看了農民起義烈士墓，調查了農民起義的事迹，他們還拜訪了安化縣學識淵博的夏默庵。相見時，夏先生揮筆寫了“綠楊枝上鳥聲聲，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對放在桌上，以試來人學問深淺。**即書下對：“清水池中蛙句句，為公乎，為私乎”。這次“遊學”歷時達月余，步行近千里，沒花一文錢，寫下了許多筆記，師生們傳閱了他的筆記后，紛紛讚譽他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農村作了兩次“遊學”調查，了解農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習俗等情況，開闊視野，不斷增長新的知識。**還對羅章龍說，我們這樣做是有意義的，我們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學習，使自己的思想豐富，意志堅強起來。**後來還多次提倡既讀有字之書，又讀“無字之書”，向社會學習，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反對死讀書，讀死書。注重讀“無字之書”，注重實踐，注重對中國現實社會的調查研究。這是**的出類拔萃之處，也是他後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20]的重要原因。在新文化運動的熏陶和楊昌濟老師的指點下，**逐漸將學習和研究的重點轉向西學、新學，這從他閱讀新康德主義者泡爾生著《倫理學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語，就可看出他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這個時期，他繼續閱讀西方資產階級啟蒙學者的著作，研究歐美一些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鑽研過西方哲學中康德的二元論，嚴復所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以及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還閱讀托爾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動。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思想，當時對**的思想影響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與蔡和森等一道積極籌備留法勤工儉學，力圖以歐美一些國家為榜樣，向近代西方尋找救國救民改造中國的真理。有些人否認**接觸過西方民主主義思想，認為**只是個與外國影響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絕的“農民革命家”，這是不符合歷史的。自然，**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鑽研中國的文化遺產和當時的進步著作。他潛心研讀譚嗣同的《仁學》，對譚嗣同的反對封建主義，反對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異常敬佩。**曾對蔡和森說：“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魄力宏大，誠非今之俗學所可比擬。”[21]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對**早期思想發展的影響很大。康有為在《大同書》裏，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國的方案。早年**“大同理想”的嚮往，也是受康有為《大同書》的影響。梁啟超在日本創刊《新民叢報》，傳播西方進步文化思想，高張中西文化結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說》中提出以“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要務”，**從中得到很大啟發。**1917年8月23日給黎錦熙的信亦云：“愚以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結，遍地皆污。”“五千年留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認為，一個人要確立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學和倫理學，這樣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因此，新民學會成立時，不僅以“新民”名之，開始還“以革新學術，底勵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後來又提出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的方針。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仍一再肯定梁啟超“在中國學術上有其功績”[23]。**也是《新青年》雜誌的熱心讀者，“在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之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問題。”[24]他對《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勞工神聖、婦女解放以及科學和民主的主張，認為都是好主張，積極擁護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宣傳。他在1936年曾回顧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上學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當時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期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25]在五四運動前，**為了尋求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廣泛接觸到西方和中國的許多政治學說，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努力探索救國救民的出路，尋找改造中國和世界的道路，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與中國共命運的使命感。但那時的哲學思想，還屬於“心物二元論”，如他自述，“我當時是一個唯心主義者”[26]，還尚未樹立科學的世界觀，還只是一個樸素的愛國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主義者。怎樣改造中國和世界，走什麼道路?他還不明確，仍在追求、探索中。後來，他曾對斯諾說過：“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19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27]儘管**當時的思想還是各種觀念的“大雜燴”，但他一心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會的道路，憎恨封建主義，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卻是非常明確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後來很快地從革命的民主主義轉變為**，從唯心主義轉變為辯證唯物主義，決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