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的辯證統一

幸福的內容豐富多彩，不同的人們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於人們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物質生活條件的吃、穿、住等和精神生活條件的文化、理想、道德、友誼、愛情等方面，所以，幸福的真正實現，應當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的內容。對幸福的內容，**着重論述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統一。首先，肯定物質生活是幸福生活的基礎。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一文中寫道：“為什麼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12]他在1942年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根據抗日戰爭時期的實際情況，提出我們的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還提出全邊區的同志必須“用盡全力替農民謀福利，使農民很快富足起來”。他還說：在農村工作的一切**員第一位的工作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為著這個，我們應該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利、牧草、農貸、移民、開荒、改良農作法、婦女勞動、二流子勞動、安家計劃、合作社、變工隊、運輸隊、紡織業、畜牧業、鹽業等等重要問題，並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13]1945年4月，**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14]1956年他又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15]**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16]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中指出：“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這些論述說明，他非常重視人民幸福的物質內容，闡明我們從事階級鬥爭，進行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為了改變國家的貧困、落後面貌，為了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幸福”。我們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而**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就是供全體社會成員享受物質產品極大豐富，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在**看來，人民的幸福與社會生產的發展，增加“人民的物質福利”，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是幸福的基礎，是人們生存、發展和創造、實現人的價值的物質保證，同時，還直接制約和影響精神生活。為人民謀福利，首先是不斷改善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離開人民的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就是離開唯物主義，只是空談幸福。**把不斷改善和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福利納入幸福範疇，正是堅持了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體現了人民是幸福主體的思想。幸福離不開物質生活條件，但不能把幸福和物質享受划等號，更不能把幸福歸結為個人物質享受的享樂主義。個人享樂主義是剝削階級的一種享樂觀。一個人如沉溺於物質享受，缺乏高尚的精神情操，勢必感到精神苦悶、空虛、絕望；一個人失掉了健康的精神生活，金錢就可能成為培植貪慾，產生偽善的欺騙的土壤，甚至使人墮落，道德敗壞。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物質生活富裕，而社會風氣不好，道德水平下降的現象，就是活生生的例證。值得警惕的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早已摒棄了的享樂主義腐朽思想，近年來在我國重又有所滋長，在一些人中出現了一味追求個人生活享受的現象。現在社會上出現的偷盜、詐騙、受賄、賭博、流氓、吸毒等等違法犯罪，歸根結底都是享樂主義思想的作怪。所以說，享樂主義是導致人們墮落的腐蝕劑，是同無產階級的幸福觀根本對立的。其次，強調精神生活是幸福的重要內容。人們的幸福感不能只來自物質生活的享受，同樣也來自精神生活方面。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許多思想家也看得很清楚。如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就說過：“如果幸福在於**的快感，那麼就應當說，牛找到草料吃的時候就是幸福。”[17]另一位著名哲學家德漠克利特也說過：“幸福不在於佔有畜群，也不在於佔有黃金，它的居住處是在我們的靈魂之中。”[18]英國大劇作家莎士比亞說過：“一個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還算什麼東西?簡單不過是一頭畜生。”[19]這就是說，人不同於一般動物，人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情感，有豐富的精神生活的。一個人如果忽視精神生活上的滿足，只把物質享受當做幸福，那麼，這種幸福僅僅是動物水平的幸福。**的幸福觀，既重視物質生活的幸福，又重視精神生活的幸福。其實，精神與物質是對立的統一。人的幸福，除了物質生活和**等方面的追求外，還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和心理上的寄託。精神生活的內容包括高尚的情操，真摯的友誼，純真的愛情，文化知識素質，健康的文化娛樂和體育等等，這些比之物質生活是更高級、更深層的幸福。現實生活中的很多事實表明，只有物質生活的滿足，沒有精神生活上的滿足，是無真正幸福可言的。一個人有了豐富的精神生活，有了為崇高的人生目的和理想獻身的高尚道德情操，即使物質生活條件差一些，也是苦中有樂，仍感到生活的意義，生活的充足，感到是很幸福的。如：大科學家錢學森，放棄了國外的優厚的物質條件而回到祖國；又如，革命戰爭年代，物質待遇菲薄，但人的精神面貌卻豐富、飽滿。相反的，一個人如果缺乏理想，精神空虛，情趣低級，靈魂卑劣，即使有最富足的物質生活條件，也會感到整個生活枯燥乏味，內心空虛，前途渺茫，消極悲觀，暮氣沉沉。這種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強調精神生活對於幸福的意義，認為精神生活的滿足高於物質生活的滿足。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說：列寧說過，唯物主義最“唯心”。他們最能夠刻苦，最不怕苦。金錢是物質，可是金錢收買不了唯物主義者。他們有最偉大的理想，因此，他們有頑強的戰鬥性。這就是說，戰鬥的唯物主義者比唯心主義者更重視精神的力量和作用，真正革命的唯物主義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節操，他們不求個人名利，不問個人得失，不圖個人享受，不怕艱苦困難，對於個人的物質生活恰恰最為淡漠，而對於思想意識的修養，則最有嚴格的要求。**唯物辯證地闡述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關係，他不但重視幸福的物質內容，更強調要用健康的科學的高尚的精神生活來支配自己的物質生活，才會真正享受人生的幸福和意義。他一直重視對人民的教育，提出要教育人民，樹立**的理想和信念，要掃除文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加強科學文化知識學習，提高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他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指出：為了創造新的時代，必須解除反動統治階級所加在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於以**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0]在戰爭年代如此，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也如此。1959年，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指出：“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後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鬥”。他還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個人進學校，學文化，學技術，首先是應該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為了工業化，為了為人民服務，為了集體利益，而不應該是為了得高工資。他在1958年的一次談話中又說：“人活着只搞點飯吃，不是和狗搞點屎吃一樣嗎?不搞點幫助別人，搞點**，有什麼意思呢?”**這些論述集中到一點，說明無產階級革命者應當具有**遠大理想和高尚的節操，他們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為了革命，一切眼前個人利益可以拋棄。偉大崇高的**理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是**幸福觀的靈魂。總之，幸福的內容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統一。物質生活條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礎和前提，精神生活是物質生活的升華，高於物質生活。我們既要重視幸福的物質生活內容，既要反對單講物質生活不講精神生活，把物質生活看作至高無上的享樂主義；又要反對過分強調精神生活，把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割裂開來，把幸福理解為離開物質享受的禁欲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