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小傳(4)

友蘭先生：10月5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復，敬頌教祺!**10月13日馮友蘭沒料到**的回信來得如此之快，並且信還是他親筆寫的，當時頗有意外之感，只是對信中“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有點反感。心想，什麼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經過30多年後，馮友蘭才開始懂得這句話：我說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五年之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這話真是膚淺之至，幼稚之極。學習馬克思主義，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談何容易，至於要應用它到哲學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難了。要想真正應用它到實際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學習馬克思主義，也得馬克思主義“化”了才行，這樣的“化”豈是三年五載的時間所能完成的?沒有這樣的程度，而要重新寫《中國哲學史》，那也不會新到哪裏，充其量也不過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同年的冬天，北京郊區開始土地改革，學校號召全校師生參加工作組。馮友蘭與妻子都報了名，工作組一行有十人左右，工作區域是盧溝橋及附近村莊。工作組就駐在鎮中一所小學裏，生活和工作的條件極為艱苦，氣溫常在攝氏零下10度左右。室內外溫差無幾，晚上人們冷得發抖，清晨起來，毛巾、牙刷冰凍有如鋼板一塊，鋼棒一根。吃飯分派在農民家裏，一頓一戶，叫吃“派飯”(付款)，有時吃一頓飯，來回步行一二里。小學無禮堂設備，每次村民大會都在室外小操坪上召開，馮友蘭一站好幾個鐘頭，他蓄有長須，雪花在長須上結成小冰珠，像一串串珍珠滿須皆白。晚上還要到農民家“訪貧問苦”，有時來回一二十里，冒着鵝毛大雪而去，腳踏積雪而歸。土改工作結束，工作組返校時，農民們依依不捨，特地為工作組準備了一輛小毛驢拉的車為工作組送行。馮友蘭與妻子都坐在行李車上，揮手向農民告別，與馮友蘭同去的有一個學生叫劉鄂培，是湖南人，生長在城市，從未坐過驢車甚至沒有見過小毛驢，出於青年人的好奇心，自告奮勇，揮鞭趕車充當駕車人。一路上行車平穩，可車過丰台，小毛驢犟性發作，突然轉向馬路的一側疾馳。劉鄂培慌了，大聲吆喝：“吁……停!”小毛驢不但不聽命令而且加速前進。“轟”的一聲，小車翻倒在路旁的溝里，他馬上爬起來，定睛一看，馮友蘭及妻子都躺在雜亂的引李堆中。幸好，溝不太深，大家都未受傷，他連忙將二位扶起，同時已作好接受嚴厲訓斥的準備。可誰知，平時說話略有些口吃的馮友蘭，這次，卻慢條斯理地說：“我看……這個毛驢……不懂得湖南話!”馮友蘭以他那仁厚的胸懷和詼諧的語言，將一場驚險化為大家一陣歡笑。返校后，馮友蘭寫了《參加土改的收穫》一文：“在土改工作劃分階級的時候，每一個與土地有關的人都給他一個階級成分，或是地主，或是貧農，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個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有許多人是貧農，可是每一個貧農的特殊情形卻不相同。這樣看，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具體的共相。具體的共相就是共相與殊相的結合。也就是一般與個別的結合。了解了這個名詞，我開始了解了我們以前的哲學思想的偏差。馬列主義注重共相與具體的結合，一般與個別的結合，而我以前的哲學思想注重共相與具體的分離，一般與個別的分離。這個啟示，對於我有很大的重要性。”1957年4月11日，**請幾位哲學家到他家吃飯，應邀的有金岳霖、鄭昕、賀麟，也請了馮友蘭。此前不久，**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馮友蘭是全國政協委員，**作這一報告時，正值政協全國委員會開大會，故出席大會的委員都列席了最高國務會議，聽了**的講話。馮友蘭見到**講話的時候，既沒有講稿，也沒有拿大綱，都像平常講話一樣，隨隨便便，有時還加上一些詼諧的話語。這時，馮友蘭也應邀參加了中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分組討論時，正好和**是一組，小組會議在**家裏開。當時馮友蘭已經發表了《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一文，其中說，一個命題有其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例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其抽象意義可以繼承，而且實際上我們已經繼承了。**一看見馮友蘭進門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開會中間，**又讓馮友蘭發言，發言中馮友蘭提出了一些關於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問題，他說道：照現在的**，有些很難講通。**說：“那是簡單化了。不可以簡單化。”在散會的時候，**拉着馮友蘭的手說：“好好地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你寫的東西我都看。”1964年，政協全國委員會開大會，馮友蘭在會上就他寫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作了一個發言，閉會那天，**和中央全體領導同志接見到會的委員，並在一起照相。馮友蘭恰好站在**和**的座位背後的中間。**就座時看到他，拉着他的手說：“你的身體比我的身體好。”馮友蘭說：“主席比我大。”**說：“不行了，我已經露出了老態”。接着**又問了馮友蘭寫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進行的情況，並說：“你的中國哲學史寫完以後，還要寫一部西方哲學史吧?”馮友蘭答道：“我只能寫中國的，寫西方哲學史的任務已經派給別人了。”**說：“對於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說到這裏，**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