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小傳(2)

“左聯“時期，正是蔣介石實行反革命軍事圍剿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時期。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籠罩下，“左聯”的工作開展起來非常艱難。國民黨反動派一邊採取查禁進步書刊、封閉或搗毀書店的辦法，禁止左翼文學的傳播，一邊採取逮捕、暗殺左翼作家的卑鄙手段，妄想一舉圍剿左翼文化。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這一時期被秘密逮捕后慘遭殺害的。當時，魯迅等人都長期被國民黨特務監視，周揚也不得不經常變更住所，以此擺脫國民黨特務的糾纏。那時，他和其他左翼作家一樣，生活主要靠稿費來維持，因此，生活非常拮据。後來，他的夫人蘇靈揚在一篇回憶文中曾說道這段生活：“我當時被這批**員的精神所感召，也由脆弱逐漸變得堅強些。當時我們的生活很困難，幾乎天天為生活作難。……周揚卻有句口頭禪：‘不要緊，總有辦法的。’周揚除工作外，相當一部分時間要用來‘找錢’。”1936年元旦，周揚和蘇靈揚唯一的女兒即將出世，可周揚跑遍同志們的家，也沒有籌集到送蘇靈揚去醫院生產的費用。最後好不容易找到鄭振鐸，才借了20元錢，總算解了燃眉之急。1936年，根據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和黨的鬥爭策略的轉變，以及長征途中**中央發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周揚等左翼文化運動的黨內領導人認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克服文藝界的宗派主義，提出新的、能夠更廣泛地團結文藝界抗日力量的文學口號，主張建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解散“左聯”，提倡“國防文學”，號召一切站在民族戰線上的作家，不問他們所屬的階層，他們的思想和流派，都來創造抗敵救國的藝術作品，把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主流上。周揚的這篇檄文，是一篇抗日文學的宣言書，是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匕首和投槍，在一片火熱的激情世界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再一次給不同階層的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前進的目標。“國防文學”口號的提出，得到全國各地文藝團體及知名人士的贊同，“國防文學”運動迅速遍及全國。許多有着不同藝術愛好和人生信仰的作家，由宣言而行動，都一致地表現了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努力的共同決心。但在“國防文學”口號的宣傳中，有的作者沒有看到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的缺陷，魯迅、馮雪峰、胡風等人適時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作為對於革命作家的希冀和要求。由此，革命文藝界圍繞這兩個口號，就文藝為抗日鬥爭服務等問題展開了近半年的尖銳爭論。周揚還寫了《關於國防文學》、《現階段的文學》《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等文章。1936年10月，這場爭論的結果，促成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發表，代表文藝界各種派別的21人在上面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宣言的發表，不僅標誌着左翼文藝界經過論爭統一了認識和思想，達到了更緊密的團結，也為其後的抗戰文藝運動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抗日戰爭爆發后，抗戰文學運動亦同時轟轟烈烈地展開。隨着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文藝界也建立了各種全國性的統一戰線組織。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其口號是“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本着“給民眾以激發，給戰士以鼓勵”的創作宗旨，號召作家積極融入到工農兵群眾中間，投入到現實鬥爭中去。大會選舉郭沫若、茅盾、丁玲、田漢、老舍、郁達夫、巴金、張道潘、胡秋原、曹禺、朱自清、夏衍等45人為理事，周恩來為名譽理事，周揚等15人為候補理事。稍後，上海、昆明、廣州、香港、延安等地都成立了文協分會。同年5月，周揚發表《抗戰時期的文學》，從理論上闡述了特殊時期革命文學的創作方向。1937年秋，周揚夫婦與艾思奇、周立波等12人來到延安。周揚到延安后，向黨中央和**主席彙報了幾年來上海文化界的情況，還不滿三十歲的周揚受到**的信賴，被黨中央委任為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主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等職，負責邊區的群眾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不久擔任由**、周恩來倡議成立於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職務。從1940年到抗戰勝利，周揚一直主持着延安魯藝的工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發展嘔心瀝血。這段時期，也是他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上逐漸走向成熟和對於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體系的嘗試階段。周揚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文藝理論家，開始對“五四”前後新文學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以及“五四”以來的文學巨匠魯迅、郭沫若、茅盾、田漢、曹禺等人的思想和作品進行研究。先後著有《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現實主義者的路——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從民族解放運動中來看新文學的成長》、《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關於‘五四’文學革命的二三零感》、《精神界之戰士》、《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等文。後來周揚又多次撰文和發表講話，提出重新認識魯迅，重新學習魯迅的重要性。對於魯迅，周揚曾以四句詩來概括他和表達自己的崇敬：“橫眉俯首，百代宗師，高山仰止，心嚮往之。”他曾說：“論讀馬列主義的理論書，魯迅可能沒有我們讀得多。但是魯迅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我們遠遠比不上他。他結合自己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理解來學習馬列主義，所以他比我們更懂得馬列主義的精義。”在美學上，他先後發表了《我們需要新的美學》、《“文學的美”的論辯的一個看法和感想》等文章，並翻譯了俄國著名美學家別林斯基等人的美學理論方面著作。尤其是對於俄國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文藝理論批評家和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周揚對他的美學思想非常推崇。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卓越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的學術立場是唯物主義的。馬克思、列寧對車爾尼雪夫斯基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馬克思說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都知道，列寧稱讚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偉大的俄國作家，始終站在完整的哲學唯物主義的水平上。周揚先後寫過《藝術與人生——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藝術與現實之美學的關係〉》、《唯物主義的美學》等文，翻譯過他的《藝術與現實之美學的關係》即《生活與美學》。《藝術與現實之美學的關係》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學位論文。當時，在歐洲的美學界佔據統治地位的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美學，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部著作以極其可貴的理論勇氣給予了黑格爾的唯心美學以尖銳的、猛烈的批判，表現出強烈的唯物主義傾向，周揚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十分贊同並大力宣傳。對於我國美學事業的發展，周揚一生都極其關注。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在昆明召開前後，周揚還發表了《關於美學研究工作的談話》和《重視美育教育，加強美育研究》，對青年一代的中國美學工作者提出要求和希望。對於作家如何正確處理文學與生活的關係，周揚身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許多文章和講話中都一再強調文學來源於生活和“美即生活”的顛撲不破的真理。他的《文學與生活漫談》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說：“我是主張創作家多體驗實際生活的，不論是去前線，或去農村都好。因為這，我曾被譏為‘前線主義者’，但我卻至今不以我的主張為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