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小傳(1)

周揚，原名運宜，字起應，1908年生於湖南省益陽縣新市渡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在長沙讀中學時期，他受“五四”文化運動影響，酷愛新文學，閱讀了大量新文學書刊，並開始文學創作。中學畢業后，周揚來到上海，曾先後就讀於國民大學和大夏大學。其間，他廣泛接觸馬克思主義著作，並積極投身於愛國革命活動，與同學們一起上街散發傳單，向民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北伐戰爭的偉大意義，和組織進步學生演講會，探討科學救國的道路。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年青的周揚懷着革命必勝的信念，光榮地加入中國**。次年，大學畢業的周揚，因為與黨組織失去聯繫，踏上去日本尋找黨組織的旅程。在日本期間，周揚除了廣泛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還研讀了大量的亞、歐、南美等外國文藝方面的著述。其中主要是俄國、蘇聯文學。由於他在日本呆的時間不長，周揚沒有進入日本大學學習，但他參加了中國留學生組織的“中國青年藝術聯盟”，並與日本左翼文化人士有過來往。當時日本左翼文化運動正處興盛時期，普羅文學影響極大。其間，周揚還因參加左翼運動曾被昌方警察逮捕，后被人保釋出獄，1930年回國。大革命失敗后，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國革命鬥爭的瘋狂破壞和摧殘，中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越的鬥爭。並逐漸出現了農村革命鬥爭和國民黨統治區內文化革命鬥爭深入發展的局面。當時，早期曾積极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的一批進步作家、學者陸續彙集上海。其中有不少人都是中國**黨員或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親身參加或目睹了辛亥革命運動、“五四”運動、北伐革命戰爭，目擊了“四一二”大屠殺，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假革命、真反動的嘴臉。隨着中國**登上歷史舞台，使他們看到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看到了中華民族振興的希望。當時上海的兩個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同仁都一致為倡導和建設革命文學不遺餘力。他們以所屬刊物《創造月刊》和《太陽月刊》為陣地，從1928年1月起，一齊吹響革命文學的號角。1930年3月2日，在魯迅與創造社和太陽社同仁的積極籌備下，由中國**領導的革命文學界的著名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宣告成立。組成人員主要為太陽社、創造社成員。會議選舉魯迅、沈端先（夏衍）、馮乃超、田漢等7人為左聯常務委員。大會通過了馮乃超起草的左聯綱領。綱領中提出了一個革命作家應該義不容辭地站在歷史的前線，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掃除愚昧頑固的保守勢力，負起解放鬥爭的使命。它莊嚴地宣稱：“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穩固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大會上，魯迅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著名演講，進一步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學建設的許多關鍵問題和其建設宗旨。左聯成立之初成員有50多人，後來逐漸發展到近300人。廣州、天津、武漢、南京等地先後建立左聯小組，北平和日本還成立了左聯分盟。從此，左翼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不但使它在中國人民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反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猶如鼓舞人心的號角，起到了重要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也使它很快成為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早期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左聯成立不久，周揚即從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稍後，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年，他在《摩登月刊》上發表《約翰李特俱樂部之組織（美國無產文壇進訊）》和《美國無產作家論》。1931年至1932年，在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批判中，周揚先後發表《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自由人文學理論檢討》和《文學的真實性》，他與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人一起，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嚴正立場，闡明了文學的階級性，堅決捍衛了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並從理論上深刻揭露了“自由人”和“第三種人”鼓吹“創作自由”的虛偽性。他說：“只有站在歷史發展的最前線的階級，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認識客觀的真理，換句話，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文學的真實性。”1932年9月，周揚接替原由姚蓮子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在左聯組織的文藝大眾化討論中，周揚發表了《關於文學大眾化》一文，充分體現了他的辦刊宗旨和鮮明的政治立場及文學觀。他指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的文學運動開始了新的道路，在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新文學要加速大眾化的進程，充分發揮鼓舞人民群眾鬥志的作用。1933年，丁玲被捕，周揚接任“左聯”黨團書記職務，一直到“左聯”解散。1935年春，陽翰笙被捕，周揚被任命為**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兼任文化總同盟書記。從1933年至1936年底，周揚一直負責領導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為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及發展壯大左翼文化事業披荊斬棘，做出了突出貢獻。這段時期，周揚的文學活動，仍以翻譯介紹蘇聯文學作品為主，另外，還翻譯了一些歐美國家的文學及一些進步作家的作品。如：柯倫泰（蘇）的《偉大的戀愛》、顧米列夫斯基（蘇）的《大學生私生活》、果爾德（美）的《果爾德短篇傑作選》、庫尼茲（美）的《蘇俄文學中的男女》、《安娜·卡列尼娜》等。此外，他還著有《巴西文學概觀》、介紹《鐵流》作者綏拉菲莫維奇及評果戈理的《死魂靈》作品，並編寫了《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論文集》、《十五年來的蘇聯文學》等等。關於高爾基的創作，周揚曾先後寫有《夏里賓與高爾基》、《高爾基的文學用語》、《高爾基的浪漫主義》論文，還翻譯了《奧羅夫夫婦》等作品。他在1933年4月號《現代》雜誌上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是把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介紹到中國來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該文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向中國文藝界介紹並闡釋了蘇聯文學界正在討論、提倡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創作理論，批判了所謂的《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的錯誤，論述了文學對生活的依賴關係，並針對當時左翼文學創作的缺點，強調了藝術需要形象思維的觀點。隨後，在與胡風就文學創作的典型問題展開的論爭中，周揚發表了《現實主義試論》和《典型與個性》等文。在這兩篇文章中，周揚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闡述典型與個性的依存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