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

父親最喜歡的《新約》故事之一是“行善的人”（GoodSamaritan）的寓言。大多數人都熟悉這個故事：一個人在偏僻的路上遭到襲擊，被毆打、洗劫，奄奄一息。其他路人都視而不見，直到一個行善的人—他所屬的一幫人在聖經時期被認為是不可信的危險之徒—停下腳步施以援手，救了那個人的命。你的鄰居是誰？你對他負有什麼義務？這是故事的要點。對於父親來說，其中的道德觀念十分清晰：所有人都是你的鄰居。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在每天早晨早飯前的祈禱中，父親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強調這一點：你必須像愛你自己那樣愛你的鄰居。行善的人的故事—也就是夏加爾在波坎蒂克山的聯合教堂為紀念父親而為百葉窗選擇的主題—是父親一生的象徵，在激勵他做善事。對於他來說，慈善事業就是當個好鄰居。父親效仿祖父早年的活動，為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成員—包括我—樹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榜樣。除了將自己的大部分個人財富捐獻給慈善機構以外，他還證明了慈善機構這個“第三領域”可以扮演一種重要角色，幫助社會找到辦法來解決社會上最普遍、最頑固的問題，同時起到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寶貴的橋樑作用。在我看來，這是他留下來的最珍貴的遺產。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親，向各類非營利機構捐款。我還與洛克菲勒大學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關係，而這種參與賦予了我巨大的滿足。洛克菲勒大學的使命—“造福全世界的人類”—是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反映了祖父和父親對自己的財富應當得到明智應用的深深擔憂。他們意識到，公共衛生方面的進步關鍵取決於了解人體和疾病性質方面的科學進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召集了一批最出類拔萃的科學家—他們分別從事心理學、解剖學、生物學和醫學領域的研究，並為他們提供了最好的設備設施，同時強調他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須免於外界的壓力和影響。洛克菲勒大學在20世紀席捲生命科學的科學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細胞生物學的原理就是在這所大學的實驗室誕生的；正是在這裏，佩頓·勞斯第一個證明病毒致癌；正是在這裏，DNA的雙螺旋結構的某些迷團被破解。如今，大學的80個實驗室—每個實驗室都由某個高級科學家負責—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道路，從1個世紀以前的六七個實驗室發展起來的。分子遺傳學家、理論物理學家、神經病學家、免疫學家、分子生物化學家、生物物理學家以及許多其他科學家運用最先進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圖像顯示器和高速計算機—不斷提高着人類的認識。他們為提高我們對細胞功能的認識作出了貢獻，幫助繪製了人類基因組圖，勾畫了人類生命的重要特徵—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僅僅是戰勝人類最古老的敵人，而且還包括人類壽命本身的延長。洛克菲勒大學繼續保持全世界醫學研究機構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諾貝爾獎得主多年來一直在該大學工作。1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家族對洛克菲勒大學的支持表明，擁有巨大經濟資源的個人能夠通過頻繁而慷慨的慈善行為來促進、改善社會的總體福祉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