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炭疽和天花疫苗（2）

下一站是注射天花和炭疽病疫苗。人長大了，膽子反而越來越小。等我們來到臨時隔出來的注射室，看到四五名軍醫守株待兔一樣等着“顧客”光臨，我真的有點害怕。要知道，疫苗是由真的、活着的病菌做成的。說不定我本來沒事、打了疫苗反而出問題！我感覺所有的肌肉立時僵硬了。一名和藹的女軍醫幫我找把椅子讓我坐下，不停地拍打我的上臂：“放鬆，放鬆，沒事的。我女兒才17歲，已經打過炭疽病疫苗。”一個戴着橡皮手套的軍醫拿着針頭走近我：“先打天花的好嗎？這種疫苗要打十幾針。”他說，“放心，我會保證不讓你哭出來。”“他們對記者就是好。”剛巧在旁觀的一名士兵說，“還讓你坐着。我們打的時候都是排隊站着，軍醫也不說話，好像給動物打針一樣。”我還沒聽說過有站着打針的，立即感覺受了優待，不好意思再胡攪蠻纏。兩隻胳膊分別打過疫苗之後，有一種燒灼和腫脹的感覺，沉得抬不起來。然後，軍醫又帶我們去看有關天花的宣傳片，說疫苗中活躍的病毒大約在21天之後逐漸死去。21天！我想，說不定那時候仗已經打完了。手續辦得差不多了，我問簽到處的美軍應該怎麼聯繫採訪，有什麼可以採訪的活動。他們除了給我幾個電話號碼之外也不知道更多，讓我自己留意通知欄。我找到通知欄看上面的各種佈告，好像大學開學的第一天要自己找教室和課程表一樣。而後，一個美國人過來問我，是不是隨軍記者，能不能接受採訪。“為什麼是我？”在一大群“風塵僕僕”的戰地記者中，我完全不起眼。“因為我還沒怎麼看到過亞洲的記者隨軍，特別是女的。”就這樣，到科威特的第一個白天，我自己還沒發新聞，卻已經上了美國廣播公司的“早安美國”節目。被他們打的燈光晃得睜不開眼，採訪結束，在一片朦朧中眼前突然出現一個中國女孩。圓圓的臉、圓圓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你是隗靜吧？我是新華社駐科威特的記者洪漫。”做電視新聞的一個好處就是看新聞的人可以認出你，在這樣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就顯得更求之不得。我連忙找她要了新華社和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的電話，心想，如果暫時進不了軍營，可以先採訪一下駐科威特的大使，了解一下當地的情況。洪漫說，自從美軍開始大批進駐科威特以來，他們的記者站就忙起來了。原本一共兩名記者，一個星期大概就出一條新聞的地方，現在每人每天就要寫兩三條。而且，總社馬上要增派一名記者和一名攝影過來。30出頭的洪漫，看上去還像個大學生。工作忙了反而令她很興奮：“不然在這個地方什麼都沒有，悶死了！”告別洪漫，我們回到酒店開始整理和剪輯當天的兩條新聞：一條是我們去報到的情況；另一條是來科威特路上的所見所聞。看著錄像帶，我想起在飛往科威特的航班上，我第一次和科威特人說話。這是一個先移民到美國、又定居在日本的商人，他因為擔心要打仗，所以回來，要把老媽接出國。他提醒我說，不要輕易問阿拉伯人關於薩達姆或是關於本·拉登的問題：“因為，你不知道誰是支持薩達姆、誰是支持本·拉登、誰是支持美國的。”我現在意識到，在大部分時間沒有社會動蕩、沒有宗教仇恨、沒有領土紛爭的北京長大，我的世界是多麼的單純和穩定。科威特和華盛頓的時差是8個小時，所以我們的衛星傳送時段定在午夜，是華盛頓的下午4點。埋頭寫稿子，我也沒注意到窗外天氣的變化。等我們準備好去傳送稿件的酒店，才發現門外是鋪天蓋地的黃沙。“哇！”原來沙塵暴就是這個樣子的！我被嗆得一下子說不出話，酒店前台的服務生卻是一副處亂不驚的神情，用手抹掉櫃枱上迅速積澱的一層沙塵後繼續打他的電話。我跑回房間，換下隱形眼鏡，又找了一條大浴巾包住頭髮。幸好出租司機看到我恐怖的樣子沒有被嚇倒。他只是笑笑說：“你是新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