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變的目空一切、自命不凡(3)

很容易看到的孩子們是怎樣在物質上被寵壞的，他們得到的東西太多了。但還有一個更有趣的導致孩子被嬌慣的原因。我們的文化有了一個轉變，那就是申辯逐漸演變成了一種力量。在一些情況下，多數人的申辯是導致民主產生的重要手段。例如，父母動員起來要求給貧困地區的學校更多資金。殘疾人聯合會強迫公共戲院設立無障礙通道以便於輪椅行走。這種方式為改善我們的生活開闢了途徑，也使機會能更均等地提供給大家。不幸的是在一些上層社會群體中，申辯有時變異為老於世故的人得到更好、更多機會的工具。一方面家長們對孩子的發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同時他們精力有限，必須在職業與家庭之間保持平衡。他們開始運用所學到的消費技巧，不再考慮“正確”、“公平”與“可能”的界限，而是問：“我能從老師身上得到什麼？能從教練身上得到什麼？能從學校得到什麼？”例如：患有注意力缺乏性多動症的兒童或其他殘疾兒童在一些考試中可以延長時間。對殘疾兒童來講，這種安排使他們有更公平的機會，而對沒有殘疾的兒童來講，延長時間無疑為他們帶來了額外的好處。自從１９９１殘疾人教育條例修改後，被確診為多動症的孩子成倍增長，尤其是在上層社會群體中。１９９１年ＥＴＳ收到了１．８萬份考試延時的申請，１９９７年這個數字一躍為４．２萬份。我們還知道有兩所殘疾學生最多的高中，《談話》雜誌披露說它們是兩所極優秀的高中：紐約的達爾頓學校和加利福尼亞的十字路口學校。最近的新聞還提到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克瑞絲·凱芙，一位現代舞演員、舞蹈設計者，向聖弗朗西斯科人權協會提交了一份關於歧視的申訴。她堅持說聖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學校初級班沒有錄取她女兒，是因為她像她媽媽說的那樣“有小個子運動員”的身材。這個女孩８歲，同６１名孩子一同參加考試，但卻成了１８名落榜者的一員。聖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學校在招生簡章中登出了對考生的基本要求，包括“具有良好比例的身材，挺直靈活的脊柱，從胯部開始筆直的腿，合適的腳弓”。初學者都需經過考核。這看上去很容易理解，就像對籃球運動員身高的要求一樣。聖弗朗西斯科市《反歧視法》規定，不給予那些在身材上有歧視的組織資金，凱芙夫人覺得自己因此有了反對這個學校的理由，她說：“這是我惟一的法律依據，沒有這個，我只是一個願望沒有達成的母親。”母親妄圖改變世界以適應孩子的需求，這是個非常極端的例子。一般來講很少有人會那麼做。但是界限在哪裏呢？利用法律制度使孩子處於有利地位有什麼錯嗎？假稱孩子有某種學習能力的“殘疾”，為他爭取延長的考試時間，以便讓一個Ｂ＋的學生變成Ａ有什麼錯呢？為孩子能列入優等生而鬥爭，以便為他進入常春藤名校鋪路有什麼錯呢？家長們必須自己掂量這些事情，但我可以確定地告訴你們——特權——將會使你的孩子受到傷害。首先一個危害是孩子不再相信你和你的讚揚，多數孩子很清楚事實是怎麼回事。他們通常知道自己和同齡人相比差距在哪裏。兒童尊敬、信任說實話的大人，他們有一種天賦可以判斷出這一點。我在同小病人打交道時，常常發現孩子對真相十分敏感。我曾治療過一個８歲的男孩，他患有膽囊纖維症。孩子的父母出於愛和不能接受事實的心態沒有告訴他疾病的真相。他喜歡玩劍擊，父母便熱切地鼓勵他練習，有時甚至近乎強迫，以此讓他以為一切正常。儘管如此，孩子依舊明白他的病可能很嚴重，父母給他鼓勵並不真正因為他劍術高超，而是他們自己需要給自己一點安慰。一旦意識到這一點，孩子便對父母的讚揚和鼓勵置若罔聞，他感到孤獨，對病情日益擔心恐懼。家長們對自己的孩子過分讚揚其實隱藏着別的信息——他們擔心孩子不會總是做得那麼好、那麼聰明、有天賦。到了一定的年紀，孩子就能判斷出什麼是真正的讚揚，什麼只是吹噓和欺騙。當他們只是在比賽中傳了個球，或是畫了一幅很一般的畫時，父母卻大聲叫好，或到處吹噓。這種過分讚揚會讓孩子感到大家都生活在謊言中，全家人必須串通好，來保持一種神秘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