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1)

理查德·福爾克撰大衛·雷·格里芬撰寫了一部異乎尋常的著作。即使人們只以30％的寬容態度細心閱讀它，它也幾乎肯定能夠改變我們理解方式，即改變我們理解有關處於政府最高發展階段之上的美國立憲制民主的各種著述的方式。這樣看來，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著作，因為它描述了一種深刻的、對於這個世界歷史上最強有力的主權國家來說的政治合法性危機——此外，它還描述了一個開始進行第一場既沒有任何邊界、也沒有任何勝利和失敗標誌的戰爭的國家。即使《新珍珠港》得到了它完全應得的、公眾和媒體的充分關注，它也會改變一般的公眾辯論，並且對人們揭示未來的方式產生積極的影響。的確，一本書具有這種有可能變成一種歷史力量的潛能，這是非常罕見的。《新珍珠港》之所以如此與眾不同的原因在於，它根據最充分的學術超然精神，並通過對最高尚的學者美德——這是一種意願，即無論證據和原因之路把研究者引向何方，都樂於使自己的探究遵循這種道路——的、具有典範性的展示，探討了一個最敏感、最富有爭議的領域：與悲劇相關的政府官員行為所具有的廣闊場景。在這裏，它使我們看到的是一些具有爆炸性的目標；在這裏，作者提出了對於我們在政府的一些部門的領導權之健全性和世界觀的極度懷疑——這些部門對這個國家的行為和命運實施着最強有力的控制、特別是對國家安全領域實施着最強有力的控制：既包括控制一場海外的戰爭，也包括對國內遏制自由的行為所進行的控制。格里芬以非常卓越的方式提出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論斷，即贊同對整個事件進行全面、不受任何限制、得到充分資助、從符合要求的角度來看非常傑出的調查——既弄清楚它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同時也弄清楚人們為什麼沒有把國家安全體系的這樣一種史無前例的崩潰，當作最迫切的國家重點問題而加以直接和充分的調查。官方對事件所做的各種說明漏洞太多，根本沒有留下任何從表面看來合理連貫的敘述，而且，我們迄今為止一直在猶豫不決，似乎這些令人痛苦難忘的事件的真相已經不值得再討論了。根據自己的洞見和對布殊政府全球安全政策的許多方面的切實把握，格里芬表明，［viii］正確地理解事件，那怕這種理解為時已晚，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即使一個並不具有一般的開放態度的讀者之所以也能夠理解格里芬的評價，也是因為一批又一批未經說明的事實，因為那些當權者為了阻礙獨立的調查而做出的各種各樣的努力，以及有關布殊政府的那些核心成員在事件之前所制定的、根據一份關於事件的指令做他們現在恰恰正在做的事情的行動計劃的證據，都是這種評價的依據。正像我已經指出的那樣，人們只要有30％的接受力就可以了——這意味着，布殊總統的幾乎所有那些最武斷和盲目的追隨者，都會對本書的基本論斷堅信不疑。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本書並不屬於“有密謀色彩的理論”類型——正像格里芬本人已經指出的那樣，它至少不屬於人們通常在貶義上理解這個術語的時候所表示的那種密謀理論類型。它是通過對美國政府所提供的官方說明，和可資利用的最可靠的消息之間存在的、為數眾多的不一致之處的說明，對這種證據進行的、煞費苦心和嚴肅認真的正視。當然，人們完全有理由對以下情況感到詫異，即假如從格里芬的證據所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那麼，這個國家的人們此前為什麼沒有把這個本世紀最大的故事清楚地講述出來。媒體界為什麼保持麻木不仁的狀態？作為政府的監督性分支機構、以保護美國人民為第一要務的國會，就充分發揮其職能而言為什麼顯得如此被動？為什麼在驚人的內幕被曝光之後，一直沒有任何堅持原則的公務員從高高在上的位子上引咎辭職？雖然幾乎從攻擊事件之日起，各地的人們就一直在不斷提出各種問題，有關官員串通一氣的報道也不斷出現——就歐洲而言情況尤其是如此，但是，據我所知，在格里芬之前，沒有一個美國人具有這樣的耐心、堅毅精神、勇氣和才智，從而把這許許多多的零散片段通過一個連貫的說明表達出來。就公眾對國家政權的基本合法性的信任而言，人們在相信有關這種極度不安事件的各種觀點的過程中所遇到的部分困難在於，他們所聽到的最多的各種指責性聲音，都是既刺耳又不負責任的，這就使他們很容易在並不考慮這些關注方式會不會導致有根據的調查的情況下，便把它們當作“妄想狂式的”或者“令人憎惡的”關注方式而拒絕考慮。相形之下，格里芬的探討方式則是從容鎮定的，他的論斷也是前後一致和理由充足的，這使他的分析具有不容辯駁的說服力。但是，就我們對事件的理解而言，還是有一些令人棘手的勢力在發揮阻礙作用的。自從事件發生以來，主流媒體一直與政府合作精心製造一種愛國主義狂熱［ix］情緒，使人們關於官方對這個國家的領導地位的任何一種懷疑都變成了對國家的不忠。諸如比爾·馬厄（BillMaher）這樣的、曾經——即使只是偶然地——對官方報道提出質疑的某些媒體人物，都接到了解聘通知書、被划入另類並使之保持沉默，這表達了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恐嚇任何一個試圖發表不同政見的人的信息。對美國國旗的揮舞變成了具有批判性和獨立性的思想的替代品；諸如“把我們的觀點統一起來”這樣的口號，也是被當作扼殺所有各種批判衝動的地毯式轟炸炸彈來使用的。這種把愛國主義等同於毫無保留地接受當前政府各項政策的、遏制思想的做法，一直是為了某些總統幕僚的利益而發揮作用的，這些人一直認為事件並不是一場國家的悲劇，而是——用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費爾德在該事件兩周年紀念的時候，與吉姆·萊勒（JimLehrer）所進行的一次電視訪談中所使用的話來說——“一次貌似災禍的上帝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