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流淌的靈魂――關於文學的對話（代跋）…

中國有許多莫高窟一樣的文化寶庫，有許多好生活、好文化，需要我們的作家去發現。當作家擁有智慧的眼和慈悲的心時，他的成功是必然的。西部的文化積澱非常厚實，富有張力，呈現出多元化，有許多待開墾的處女地。如果有個作家把它上升到人性的層次、靈魂的層次、人類的層次，就會成為大家。但可惜作家們捨棄不了世俗的東西，致使文學缺乏對靈魂的觀照。西部文化相對封閉，但不乏包容。它的封閉性使世界很難了解它，外部的人很難進入它的文化圈。但同時，它又有包容性，各類文化它都能容納，所以它非常豐富，無奇不有。一個作家若擁有了它，就可能有一個心靈世界。這個心靈世界，是可以和外部世界平等對話的，它可以無愧地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文化平等對話。一個作家，要經常把自己放在歷史的坐標系裏來衡量自己。他的存在，只有在為某個地域和某個時期的文化添了一分光彩的時候，才有價值。做人要守住本分。種田是農民的本分，寫作是作家的本分。如果一個作家寫不出作品來，或是寫出作品，卻不受百姓喜歡，自己不多從自己身上尋找原因，反倒怨天憂人，埋怨社會，是很可笑的事。我常說，在這世上，擠壓自己的，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的，也是自己那顆貪婪的心。要是作家有顆強大而寧靜的靈魂，任何外現都奈何不了你。陳亦新：你的意思是不是作家要有平常心？雪漠：可以這樣認為。雷達老師曾寫過一篇散文叫《冬泳》，談到冬泳有三種境界：苦、樂、無苦無樂。文學也是如此，愛好文學創作的人要經過這三種境界。無苦無樂就是最高境界。我也經過特別苦的階段，到了樂的階段，這時就會有成就感、愉悅感，好像道家所說的“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到最高境界，則破除執着而進入一種寧靜狀態，甚至忘了作家的身份。一旦破除了執着達到空靈即物我兩忘時，才能寫出好作品，人物也活了。這時的智慧是直觀的，非理性的。作家不能有優越感，而最難過的也是這一關。如果沒有一定的宗教修養，一味沉浸在優越感中就過不了這一關。在這一點上，我的妻子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啟發，她總是告誡我不要有所求，一切隨緣。如果我總是希望獲獎、暢銷或迎合時尚，就不會寫出真正的好作品。許多作家尤其是大城市的作家缺乏的正是這些，心浮氣躁，追逐時髦，或擺脫不了功利的誘惑，就很難產生好作品、大作品。王安憶這一點很好，能夠始終保持一種寧靜的心態，始終把自己當成一個作家。所以，有平常心很重要，尤其是在成功之後。有求皆苦，無欲則剛。要保持寧靜，保持平常心。朱衛國（河西學院教授）：有人提倡“零度寫作”，而您則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人物及其生存命運的描寫中，書中充滿了對農民的感情，能談談您的看法嗎？雪漠：文學作品中必須有真摯的感情，作家的感情應該是自然流淌的，托爾斯泰在《藝術論》裏指出，“藝術家越是從深處汲取感情，感情越是懇切真摯，那麼它就越是獨特。”作家如果沒有情感、道德意識和正確的世界觀，作品就不會有價值。我在與雷達老師的通信中談到，我們都曾經是農民，走出農村后，如果不關注農民，鑽入象牙塔，搞什麼“精英文化”，玩什麼“零度寫作”，這是不道德的。在一次創作筆會上，有些作家總是抱怨自己待遇不高，社會對自己不公平，他們熱衷於名利，抱怨作品沒人看，等等。但你是否想到，當你住着幾百元一天的星級賓館、吃着成百上千元一桌的宴席的時候，這其中都有農民的血汗？老百姓不是不愛看文學，而是我們的作家沒有貢獻出好作品，只靠編造莫名其妙的故事，搞什麼“**寫作”、“肚皮思考”，怎麼能贏得讀者？至今，許多作家仍在玩文學，而缺乏靈魂的投入。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為大作家，就在於他們投入了全部的靈魂。吳萬福：你的小說中，融入了你對農牧文化的反思。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你覺得我們的農民最該注重的是什麼？雪漠：整個農民生活命運及境遇的改變，最終要靠靈魂的改變，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心變了，命才能變；心明了，路才能開。所以，要緊的是要改造人文環境，完成其靈魂的重鑄。我認為，重鑄民族靈魂應該是文學義不容辭的責任。農業文明終究會被工業文明取代。中國的城市化，和農業的越來越縮小，是一種必然趨勢，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是誰能左右或是靠某個政策就能阻止的，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但不管農業文明也罷，工業文明也罷，最主要的，還是人的心靈。人的優秀與否，與物質的東西關係不大，而取決於心靈。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不在於他是不是富翁和大官，而在於他的心靈。他的心靈決定了他的行動，他的行動又構成了他的命運。小人損人利己，君子捨己為人，全在於他的心靈。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走出歷史文化的陰影，叫自己的心靈放出光來。《狼禍》中的牧人為了爭草場，不惜以命相搏，上演了許多悲劇。現時的世界亦然。心靈的扭曲決定了行為的可惡。所以，前幾天《文匯報》採訪我時，我就說：西部的開發，最主要的是心靈的開發，也可稱之為觀念的轉變。我的創作中，在這方面費力最多，引起了一些人的誤解。但有識之士，還是能從我的文字後面，讀出我對家鄉發自內心的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