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世紀的文學噩夢中醒來?

這決非我的誇大其詞。我們都知道，從二十世紀（甚至更早的時候）開始，人類的善好像就從作家筆下悄悄地退場了，惡——不是法律意義上所理解的惡，而是哲學意義上所理解的陰冷、無力、黑暗的絕望狀態——反而成了作家們關注的基本的日常現實。甚至可以說，惡是二十世紀文學最重要的精神母題。而與惡的母題相伴而生的，是罪，陰冷，恐懼，變異，絕望，死亡……是它們，最終勾銷了人類存在的價值和希望。我們可以舉出一大批作家的名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魯迅，還有當代的余華，殘雪，這些人，都通過對惡的洞察和書寫，深邃地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絕望限度，並讓我們領會到了文字所傳達出來的透骨寒冷。

惡和絕望最重要的書寫者卡夫卡曾經哀嘆：“我雖然可以活下去，但我無法生存。”轉引自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277頁，上海三聯書店，2001。這是一句經典的嘆息。它把“活着”和“生存”區分開來，是為了找到探查人類存在的新的道路。——“活着”指向的是庸常的過日子哲學，它的背後可能蘊含著苟且；但“生存”所要追索的卻是價值的確認，存在的承擔，以及對幸福的嚮往。“生存”是自覺的、產生意義的“活着”。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魯迅等人，幾乎都不約而同地看到了橫亘在生存途中的致命障礙——惡。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一書中，對惡是如何成為生存的基本事實的，有着精彩的論述。他說：“惡是人生在世的基本問題。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樣讓生命退出歷史時間，生命不可能不沾惡。任何一種嚴肅的思想、一種真正的哲學，都不可能不認真對待惡。”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336頁。“無處不在的惡勾銷了人反抗惡的能力，迫使人要麼對惡袖手旁觀，要麼成為惡的造作的參與者或受害者。隨之，人被迫漂流於無意義的生與死之間，沒有任何現世力量可以接濟人進入純凈的世界；……在日常的惡中生存就是崩潰。”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修訂本），343頁。卡夫卡、魯迅和早期的余華等人的寫作，都證實了劉小楓所說的，正是二十世紀的作家所共同面對的精神困境。尤其是卡夫卡，他的一生都在試圖尋找一種力量來對抗惡，但他最後也不得不承認，找不到這種力量正是人的不幸的本質。卡夫卡還把這樣的不幸稱之為“普遍的不幸”。面對着惡這種巨大的勢力，人的無力性就昭然若揭，人根本沒有力量把惡趕出這個世界，因為人本身就是世界的惡的根源。卡夫卡的絕望正源於此。

我一直認為，卡夫卡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至今也無法逾越的精神限度；或者說，整個二十世紀，東西方的文學重述的都不過是卡夫卡式的主題。卡夫卡會成為二十世紀的經典，實在是現代人的生存經驗在他身上找到了最為準確的響應的緣故。在他的身後，惡，腐朽，黑暗性，絕望感，成了文學的主流，神聖，高尚，信心和美均被放逐。可以說，二十世紀的文學是作家們集體講述絕望故事的文學，在他們所留下的那些浩瀚的作品中，你幾乎讀不到任何希望，為什麼？因為人性中的善——希望和信心惟一的生產器官——徹底地隱匿了。

能不能找到一條路，把卡夫卡及其追隨者所摧毀的人的信心和希望重新找回來，把已經潰敗的人的形象重新建立起來？多年來，我的內心一直有這樣一個隱秘的願望。但我知道，如果沒有找到強有力的依據，沒有獲得克服絕望的力量之前，作家所出示的任何希望處方都是無效的，也是不真實的。在這期間，我也確實讀到過一些快樂、積極、表達希望的作品，但它們無視了整個二十世紀卡夫卡等人所留下的盛大的絕望遺產，其虛假性便顯得不證自明。在我看來，他們的快樂和希望，如果沒有付出受難和絕望的代價，就不過是一些廉價的自我安慰品而已。

鐵凝顯然不願使自己的作品成為這樣的自我安慰品，可她又不願像卡夫卡等人那樣無奈地講述絕望故事（潛在地說，她實際上是想從卡夫卡的精神背景里突圍出來），那麼，她就要找到一種方式，來證明她遠離了二十世紀的文學噩夢，並證明她所出示的希望是真實的。起初，我也懷疑鐵凝在小說中所寫的人類殘存的那種根本的善，會不會也是一種無視二十世紀那筆絕望的遺產而表現出來的假性樂觀。但當我讀完鐵凝這些年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說時，我是確定地知道，那個我們久違了的善，那個被惡和絕望徹底放逐了的善，那個惟一能緩解內心寒冷的善，在鐵凝的筆下，是被堅定地呈現了出來。

或許正是出於對善的發現，鐵凝的小說很少直接寫到死，尤其是非正常的死——這也可以理解為鐵凝是一個對人的看法並不灰心和絕望的作家，儘管她也有憂傷和失望的時候，但她沒有絕望，沒有被二十世紀文學中惡的狂潮席捲進去。她即便寫到死，更多的也只是用一種轉述的方式來處理，如，某某人的妻子車禍死了，或者多少年前我看見了誰誰誰的死，等等。鐵凝一般不讓自己的主人公親歷死亡，也不把他們往死路上逼，生活再難，也總讓他們存着活路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