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創造一種新的現實?
男人用理性想問題，女人用身體想問題。許多的女性主義者都喜歡這樣說，以致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討論女性作家都逃避不了“用身體想問題”的命題，彷彿除了女性主義，此外就別無解釋的路徑了。我對女性主義理論甚為欣賞，但我並不認為它在闡釋所有的女性作家時都是有效的，因為除了性別特徵，文學可能還存在着更為重要的問題——許多的時候，人類的個人性只有與人類的普遍性相聯時，它的矛盾、局限和意義才能被真正地凸顯出來。即便是女性主義所經常提及的“身體”，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的創見，早在一百年前，尼采就曾在《權力意志》一書中聲稱：“要以身體為準繩。……因為身體乃是比陳舊的‘靈魂’更令人驚異的思想。”尼采：《權力意志》，152頁，張念東、凌秦心譯，商務印書館，1991。為此，我不禁要問，當我們推崇女性作家筆下的身體性時，是否想過，男性的寫作也同樣需要身體的參與，而反對凌空蹈虛？——要求男性進行身體寫作，同樣是可能的，因為男性也有身體。
因此，文學如果一直困擾於這些虛構的問題之中，那無異於浪費時間。應該看到，偉大的寫作往往都有超越性別的精神趨向，它渴望的是人類性的認同。而真正的女性主義，是並不需要寫作者刻意地去標榜的。我的一個年輕的寫作朋友說：我生於一九七三年，當然是七十年代人；我是女性，當然是女性寫作；我不是類人猿，當然就是新人類。——把常識當做文學的新發現，這已經成為批評界經常犯的錯誤。我無意在此糾正什麼，我只是想說，當我準備闡釋鐵凝的小說時，請給我不談女性主義的自由。
我當然知道，鐵凝也經常被人歸到女性主義的陣營里來論述，她的《玫瑰門》、《麥秸垛》、《棉花垛》、《大浴女》等作品，已經被人闡釋成了女性主義的重要範本，但我依然認為，鐵凝寫作中的性別特徵其實並不顯著，甚至，她的寫作還有意迴避了單一的性別視角，而更多的是在描繪人類的某種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心靈困難，普遍的猶疑，以及人性里普遍的脆弱。我有意說到人類性和普遍性，並不等於宣告鐵凝的小說就一定是在解決宏大的命題，也不等於她筆下的人物都嚮往“生活在別處”，而聽不進任何塵世的消息；恰恰相反的是，鐵凝的小說有着非常實在的生活面貌，在她所出示的事實框架里，我們可以輕易地辨別出它的氣息來自北方的鄉村還是城鎮，她所安排的人物活動，白天和晚上涇渭分明。可就是這樣一批老實的小說，卻長期吸引着大量讀者，分享着批評界的眾多話題，它的秘密到底在哪裏？是因為那些動人的故事，還是因為她持守着堅定的現實主義？
我或許無力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我想，從鐵凝的寫作中可以看出來，她應該是並不害怕自己被稱為現實主義者的——這在她所經歷的那個崇尚現代與時髦的寫作歲月里，未嘗不是一種勇氣。鐵凝一直視現實為自己和小說人物的根本處境，這令我想起新小說派作家羅伯—格里耶說過的那段著名的話：“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為現實主義者，從來沒有一個作家自詡為抽象主義者、幻術師、虛幻主義者、幻想迷、臆造者……”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在表達現實。在古典派看來，現實是古典的；在浪漫主義者看來，現實是浪漫的；在加繆看來，現實是荒誕的；在梵高看來，現實是模糊的；在畢加索看來，現實是割裂的。如果我們拋棄有關現實主義的一切陳規陋俗，就會發現，現實的圖景一直都在變動，但它們在作家那裏依然是真實的。因此，我曾經在《現實主義是作家的根本處境》一文中作過這樣的表述：“如果我們把現實主義看做是作家精神在場的根本處境的話，你就會發現，它決不像過去那樣僅僅是模仿現實的形象，而是為了寫出現實更多的可能性；它也決不是簡單地複製世界的外在面貌，而是有力地參與到對一個精神世界的建築之中，並發現它的內在秘密。”謝有順：《現實主義是作家的根本處境——〈2001年中國最佳中短篇小說選〉序》，載《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用法國批評家羅傑·加洛蒂的話說，寫作是創造一種新的現實，一部真正的作品不是別的，而是“人在世界上存在的形式的表現”。羅傑·加洛蒂：《論無邊的現實主義》，263頁，吳岳添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這裏說的，當然是一種變化和前進了的現實主義，而不是那種簡單模仿現實、缺乏想像的死去的現實主義——昆德拉就看不起這種現實主義，他認為，模仿或寫實的小說其實是“假小說”，“真”小說都是想像的、虛構的，小說敘事中的人也是虛構的、想像的。參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孟湄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確實，正是虛構和想像，才最終使小說完成了從事象現實主義到心靈現實主義的轉換，從而發出對人類生存真相的不懈追問。
鐵凝這種我所命名的心靈現實主義，雖然建基於虛構和想像，但它寫下的卻是真實的歡樂生活的痕迹，或者是現實中不易覺察的困難和陷阱，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在她那裏都蘊含著強烈的此在關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鐵凝在小說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堅韌而善良的心靈，這在當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中是罕見的。而且，鐵凝不僅在小說中描繪了人類中還殘存的根本的善，更重要的是，她還將這種善在現實中證實為是可能的，它不是一種幻想，也不是對人類的有意美化——我認為，這種善，為二十世紀以來衰敗的人類提供了新的人性參照，為文學在現代主義的陰影和噩夢下贏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