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美國衰落”的命題上來

那些根深蒂固的反美人士又拋出了他們通常的答案：美國具有邪惡的本質，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化身。

對於這些永遠反美的人士而言，現在是一次大好時機，無論這些人是否讚賞菲德爾·卡斯特羅，是否懂得統制經濟的失敗是無可挽回的。

因為他們終於可以一臉嚴肅地指出美國對全球平衡和人類福祉所發揮的負面作用了。

別搞錯，這些頑固的反美人士對現實以及時代的認識就像那停擺的鐘，一天中居然還有兩次是準的。

他們當中最典型的是諾姆·喬姆斯基。他根本意識不到世界在變化，在他眼中，美國在蘇聯解體前後沒有區別，迷信武力、咄咄逼人、偽裝自由，今天的伊拉克就如同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越南（例：NoamChomsky,RogueStates.TheRuleofForceinWorldAffairs,PlutoPress,Londres,2000.。

）但在喬姆斯基看來，美國並不僅是邪惡，它還絕對強大。本傑明·巴伯的《聖戰對麥當勞世界》一書則更具文化性和現代性，書中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飽受蹂躪的世界圖景，那是令人厭惡的美國次文化與同樣讓人難以忍受的殘存部族文化（BenjaminR.Barber,Jihadvs.McWorld.HowGlobalismandTribalismareReshapingtheWorld,BallantineBooks,NewYork,1995.）間尖銳衝突的結果。

書中的結局是美國獲勝和世界的美國化，這說明本傑明·巴伯儘管擺出一副抨擊的架勢，但潛意識中仍是一個美利堅民族主義者。

他同樣高估了本國的實力。對美國估計過高的還有所謂

“特級大國”的概念。儘管于貝爾·維德里納擔任法國外長期間在對外政策方面的表現令人心生敬意，但我們必須承認，他所推崇的這個概念對分析家們更多的是誤導而非啟迪。

上述論述無助於我們對形勢的理解。他們都對美國進行了誇大，有時誇大了它的邪惡，共同點是誇大了它的國力。

這使得我們無法探尋美國外交政策的神秘內幕：應當到美國的弱點裏去找尋答案而不是盯着它的強大。

要想對

“孤獨的超級大國”那飄忽不定、咄咄逼人的戰略軌跡，或者說醉漢般的步伐做出合理的詮釋，我們就必須徹底搞清楚那些尚未解決或無法解決的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不足和畏懼心理。

閱讀美國體制學派的論文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啟迪。儘管他們相互間差異巨大，但保羅·甘迺迪、薩繆爾·亨廷頓、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亨利·基辛格或羅伯特·吉爾平等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審慎地看待美國。

在他們看來，美國絕非不可戰勝，“在這個人口越來越多，越來越發達的世界上，它應當正確面對一個事實：自身的相對實力在無可挽回地下降”。

對美國國力的分析是多層次的：甘迺迪和吉爾平側重經濟，亨廷頓偏重文化與宗教，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研究外交與軍事。

但我們從中看到的都是對美國國力的擔憂：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力日趨脆弱並受到威脅。

基辛格忠實於戰略現實主義的原則，對自己的智慧亦十分自負，但最近一段時間，他顯得缺乏全局觀念。

他的新書《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只不過對地區熱點進行了一番羅列（HenryKissinger,DoesAmericaNeedaForeignPolicy?

TowardaDiplomacyforthe21stCentury,SimonandSchuster,NewYork,2001.）。

保羅·甘迺迪出版於1988年的一部舊作《大國的興衰》，對我們理解處於

“帝國式拓展”威脅下的美國體系很有幫助：一國外交和軍事的過度拓展往往源於其相對經濟實力的下跌（PaulKennedy,TheRiseandFallofGreatPowers.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Conflictfrom1500to2000,FontanaPress,Londres,1989;1988第1版。

）。薩繆爾·亨廷頓於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再造》一書是對他1993年發表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論文的發揮，書中的調門着實令人泄氣（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TouchstoneBooks,Londres,1998;1996年美國第1版。

）。閱讀此書時讓人感覺像是在閱讀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的戰略學版本。

亨廷頓甚至對英語的世界性都表示異議，建議美國收縮戰線，將其盟友局限在西歐國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團，拋棄東歐的東正教國家，也放棄美國戰略體系中的另外兩個支柱——日本與以色列，任其自生自滅，理由是其迥異於美國的文化屬性。

羅伯特·吉爾平將經濟與文化結合起來研究，有很濃的大學學術氣息，立論謹慎，論述精闢。

堅信民族國家將長期存在的吉爾平在他的《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指出了在全球不斷

“區域化”背景下，美國經濟及金融體系中潛在的弱點：如果說歐洲和日本各自劃定了勢力範圍的話，美國作為世界中心就顯得毫無意義了，在這一背景下，對美國經濟角色的重新定位將困難重重（RobertGilpin,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布熱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書中顯得更為明智，儘管他對經濟問題並無興趣（ZbigniewBrzezinski,TheGrandChessboard.AmericanPrimacyanditsGeostrategicImperatives,BasicBooks,NewYork,1997.。

要想更好地理解他的分析，必須在眼前擺放一個地球儀，看清楚上面美國與世隔絕的特殊地理位置。

人們常指責布熱津斯基是個頭腦簡單的帝國主義者，傲慢而且粗魯。布熱津斯基提出的戰略建議常惹人發笑，例如，他甚至提出將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兩國作為美國關注的重點。

但是，他對歐亞大陸的居民和經濟的分析至關重要——這塊因共產制度崩潰而重新聚合的大陸開始忘記那獨處新大陸的美國——布熱津斯基憑藉靈光一現的天賦揭示了美國體系所面臨的真正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