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經變成一個問題

對於世界而言，美國正變成一個問題。但在過去，我們常在它那裏尋求的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是政治自由和經濟秩序的捍衛者，今天卻似乎成了國際上的一個不穩定因素，到處興風作浪，挑起衝突。它要求全世界認可自己的想法，將另外一些國家歸入所謂的“邪惡軸心”，並加以摧毀：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令人厭惡，但其軍事實力微不足道。另一個讓美國寢食難安的目標是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的伊朗。儘管伊朗的內外政策都在趨於緩和，美國依然斥之為邪惡軸心的正式成員。科索沃戰爭期間，美國因炸館事件惹惱了中國。雖然兩國首腦三次互訪並熱烈擁抱，還簽訂了兩個裁減核武器條約，美國人仍不斷對俄國人進行挑釁：操控自由歐洲電台播出車臣語節目，向格魯吉亞派遣軍事顧問，在中亞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建立永久性軍事基地與俄**隊對峙。使美國的這種軍國主義狂熱達到極點的事件是：五角大樓有意流傳到外界的一些文件表明，美國曾考慮對部分無核國家進行核打擊。華盛頓政府採用的是一種經典的，但並不適合於一個泱泱大國的戰略模式：“瘋子戰略”。這種戰略旨在告誡所有潛在的對手自己是不負責任的，以更好地嚇阻對方。至於美國擬建的太空盾牌，它將破壞現有的核平衡，使得美國可以憑藉恐怖統治全球，並把人類強行帶入一個類似科幻電影的世界中。對於那些過去懷抱着一個堅定的信念——惟一的超級大國首先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並在此基礎上制定本國對外政策的國家來說，它們對美國的態度變得警惕、擔憂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使美國的傳統盟友和客戶變得焦慮不安的另一個因素是這些國家離美國所劃定的“敏感地帶”近在咫尺。韓國利用一切機會表示它並沒有感到北方舊式**鄰國的威脅。科威特宣稱自己與伊拉克已無矛盾。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均以發展經濟為優先目標，在戰略上只有一個考慮：對美國的挑釁忍字當頭，韜光養晦，努力維護世界的穩定和秩序——這種顛倒的局面在十年前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美國的主要盟國感到越來越困惑，越來越茫然。在歐洲，過去只有法國人鬧獨立，現在，令人意外的是德國人也被美國人激怒了，甚至英國人，忠臣中的忠臣，也表現得非常焦慮。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日本人的沉默說明他們的不安與日俱增，對美國也不再是過去那種無條件的服從了。歐洲人不明白為什麼美國拒絕解決巴以問題，儘管在這個問題上它完全可以說了算。他們甚至開始懷疑美國人在內心深處希望中東的這個熱點地區永遠如是，希望阿拉伯民族對西方世界的仇恨不斷加深。基地組織，一個瘋狂的卻又神奇的恐怖幫派，崛起於地球上一個特定的區域——沙特阿拉伯，儘管本·拉登和他的部下招募了一些埃及的倒戈士兵和少數來自西歐城市郊區的貧民。美國卻努力地要把它變成一支穩定、邪惡的力量，一種無所不在的“恐怖主義”：從波斯尼亞到菲律賓，從車臣到巴基斯坦，從黎巴嫩到也門，這樣美國就有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任何形式的懲戒行動。將恐怖主義提升為全球性力量，使全世界進入了一種持續的戰爭狀態：在一些美國學者看來，這是第四次世界大戰（這些臉皮超厚，不怕出醜的人視冷戰為第三次世界大戰,NormanPodhoretz,“HowtowinworldwarIV”,Commentary,février2002,～28.。）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表明，出於一些陰暗的目的，美國願意在國際上製造某種緊張氣氛，一種範圍有限但為害甚虐的戰爭狀態。“9·11”事件剛剛過去一年，對美國的這種看法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世界貿易中心遭襲之後，我們卻領略到了美國霸權隱藏最深、但也是最動人的一面：這是一種為全世界所公認的權力，這個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承認經濟生活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惟一合理的和可行的選擇。當時我們清楚地看到，美國的主要力量是它的正統地位。世界各國的同情和慰問迅即傳來，並同聲譴責這一恐怖襲擊。歐洲盟友同仇敵愾，表現為北約的強硬表態。俄羅斯利用這個機會表明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與西方國家保持良好關係。正是俄羅斯為阿富汗北方聯盟提供了所需武器，它還向美**隊開放了中亞的戰略要地。沒有俄羅斯的積极參与，美國在阿富汗的進攻是不可能展開的。“9·11”襲擊使精神科醫生着迷：美國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脆弱性在各處不僅使成人，還使他們的孩子感到震驚。這是一場真正的心理危機，它摧毀了全世界的精神大廈，而美國作為惟一的、正統的超級大國，是這座大廈的拱頂石。無論是反美人士還是親美人士都感到茫然失措，就像孩子突然少了管教他們的人，無論他們從前是聽話的乖孩子還是不服管教的搗蛋鬼。簡言之，“9·11”襲擊表明，我們臣服美國是心甘情願的。約瑟夫·奈的“軟力量”理論得到了極好的印證：美國主要不是靠武力來統治，而是靠它的價值觀、制度和文化。三個月之後，世界似乎又恢復了正常的平衡。通過幾次轟炸，美國獲勝，恢復了它無所不能的地位。附庸們認為可以各歸本位，專心處理經濟和內政。反對派們也準備重新恢復他們一度中斷的對美帝國的無休止的抨擊和詛咒。不過，人們倒是期待這次傷害（同戰爭給歐洲、俄羅斯、日本、中國或巴勒斯坦人造成的損失相比，美國人受到的傷害其實有限）能讓美國關注人類共同的命運，關心窮人和弱者。全世界都在做一個夢：所有國家，或者說差不多所有國家，都承認美國權力的正統性這一事實能夠催生一個真正的善良帝國；世界各地的被統治者接受權力中央的領導，而身處中央的美國人則效力於正義。就在此時，美國在國際上的舉動開始改變人們的看法。我們在整個2002年中看到的是單邊主義的抬頭，這種趨勢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下半葉已經出現了：華盛頓於1997年12月拒絕簽署旨在禁止殺傷人員地雷的渥太華公約，1998年7月反對成立國際刑事法庭。歷史似乎在重演：美國人拒絕了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如果美國人能夠低調處理、謹慎行事的話，對基地組織的鬥爭本可以成為鞏固美國正統地位的一次好機會，結果卻恰恰相反，美國人任性和衝動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一個自戀、騷動和咄咄逼人的美國取代了以往它在人們心目中那受傷的、善良的、對維持全球平衡至關重要的形象。情況就是這樣。目前最讓人不安的是缺乏一個能夠解釋美國行為的理論模型。本來，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形成的傳統，美國的形象應該是溫和、理性的，為什麼這個“孤獨的超級大國”如今性子大變，上竄下跳，到處製造不和呢？是因為它的絕對強大呢，還是正好相反，因為它感到一個新生的世界正在脫離自己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