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

蔡襄（1012年～1067年），字君謨，興化（今福建仙游）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先後在宋朝中央政府擔任過館閣校勘、知諫院、直史館、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院直學士、翰林學士、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等職，並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轉運使，知泉州、福州、開封（今河南開封市）和杭州府事。宋代著名書法家，與蘇軾、黃庭堅、米齊名，並稱“宋四家”。蔡襄先後任大理寺評事、福建路轉運使、三司使等職，並曾以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出任開封、泉州、杭州知府。故又稱蔡密學、蔡端明；卒后謚忠惠，亦稱茶忠惠。

以茶聞名

蔡襄是一位十分喜愛茶葉的朝廷大官，也稱得上是一位茶學家，尤其對福建的茶業有過重要的貢獻。卒贈禮部侍郎，謚“忠惠”。蔡襄為人忠厚、正真，講究信義，學識淵博。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從書法風格上看，蘇武豐腴跌宕；黃庭堅縱橫拗崛；米芾俊邁豪放，他們書風自成一格，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而喜歡寫規規矩矩的楷書的，還是蔡襄。蔡襄書法其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展卷蔡襄書法，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充滿妍麗溫雅氣息。

蔡襄的、在福建任職期間，隨時留意農桑，如在泉州當太守時親筆寫下《荔枝譜》，在任福建轉運使時，著有《茶錄》。《茶錄》雖僅千言，卻很有名。分兩篇，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並篇前有序，篇末有後序。在“茶論”中，對茶的色、香、味和藏茶、炙茶、碾茶、羅茶、候湯、盞、點茶作了精到而簡潔的論述；在“論器”中，對制茶用器和烹茶用具的選擇使用，均有獨到的見解。

宋代的龍鳳團茶，有“始於丁謂，成於蔡襄”之說。制小龍鳳團茶是蔡襄在茶葉采造上物一個創舉，當時讚美之聲不絕。宋人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錄》中說到：“建茶盛於江南，近歲製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為上品，一斤八餅。慶曆中，蔡群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可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臣未嘗輒試。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為奇玩，不敢自試，有嘉賓出而傳玩。”可見，當時小龍團茶朝廷視為珍品，達官顯貴也不可多得。熊蕃有《御苑採茶歌》云：“外台慶曆有仙官，龍鳳才聞制小團。爭得似金模雨璧，春風第一薦宸餐。”這位慶曆年間的“仙官”即指蔡襄。不過，歐陽修、蘇軾對蔡襄這一“創舉”有過一些議論。明人趙在《林子》中說：“蔡君謨著茶錄，造大小龍團，歐公聞而嘆曰：君謨士人，奚至作此，作俑者可罪。夫飲食，細事也，君子處世，豈不能隨時表見，乃於茶鐺水瓮中立名。”歐公認為像蔡襄這樣學有道藝的人，何必從“茶鐺水瓮”這些飲食細事中去立名。蘇軾在《荔枝嘆》中有句：“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他認為“貢茶”與“貢荔枝”一樣，都是爭新買寵，給老百姓帶來困擾。可是，無論歐陽修或是蘇軾，對龍團鳳餅又都是十分喜愛的，同樣有過不少讚美之詞。

蔡襄喜愛鬥茶。宋人江休復《嘉雜誌》記有蔡襄與蘇舜元鬥茶的一段故事：蔡斗試的茶精，水選用的是天下第二泉棗惠山泉；蘇所取茶劣於蔡，鄧是選用了竹瀝水煎茶，結果蘇舜元勝了蔡襄。

蔡襄還善於茶的鑒別。他在《茶錄》中說：“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瞟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他神鑒建安名茶石岩白，一直為茶界傳為美談。彭乘《墨客揮犀》記：“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岩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內翰禹玉。歲余，群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笥中選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茶極似能仁石岩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之，乃服。”

作為書法家的蔡襄，每次揮毫作書必以茶為伴。歐陽修深知君原君謨嗜茶愛茶，在請群謨為他書《集古錄目序》刻石時，以大小龍團及惠山泉水作為“潤筆”。群謨得而大為喜悅，笑稱是“太清而不俗”。蔡襄年老因病忌茶時，仍“烹而玩之”，茶不離手。老病中他萬事皆忘，惟有茶不能忘，正所謂“衰病萬緣皆絕慮，甘香一事未忘情。”

著名學者

北宋著名學者蔡襄生活於歷經戰亂、分裂之後又重新統一的北宋前期。此時北宋立國不及百年，傳統的經典儒學已不適應客觀形勢的需要。官方與學界迫切需要創新學術理念以闡釋與調節各種社會矛盾，因而促進了“宋學”的形成與發展。自從漢儒將儒學推向學術頂峰，隨着漢魏之際佛學東漸、玄學興盛，儒學面臨著空前的危機。由漢迄唐，儒學只能守成而無發展。在此情況下，“宋學”應運而生，在復興儒學的同時賦予它新的內涵，並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儒家傳統文化對佛學所代表的異質文化的融合與吸收。宋學以義理為武器，以“道學”和“理學”為載體，強調實踐與國家的大一統。蔡襄秉承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主張實行政治改革，嚴格按照封建法律治理國家，並提出積極的財經思想以克服“三冗”（冗官、冗兵、冗員），力主加強邊防，抵禦外族侵擾。蔡襄總結作物的栽培與加工、修建橋樑等勇於實踐的論著也豐富了宋學的內涵。

蔡襄是北宋時期福建著名學者，曾官至端明殿學士。他不僅長於文學，工於書法，而且廣泛涉獵文、史、哲各學科，理論根基深厚；且注重實踐精神，諸如修橋鋪路，提倡植樹，研究並總結茶葉、荔枝的栽培等，解決了許多當時的技術難題。有關蔡襄的論著很多，但基本未論及其與宋學的關係。本文僅就蔡襄在北宋前期“宋學”的形成與發展中的作用作一探索，以求教於學術界同仁。

“宋學”的形成。

眾所周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期，中國在經歷五代十國的長期戰亂而重新統一之後，在政治、經濟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由於從三個方面加強了中央集權，即收攏地方上的政權、財權（錢穀）、兵權，悉歸中央，使北宋前期的政局出現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機勃勃的局面。加之太祖、太宗制定的加強禁軍制度、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度和轉運使制度等措施，幾朝皇帝均忠實執行並有所發展。政治的穩定與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宋代文化的繁榮，並迎來了我國文化史、學術史上的又一個巔峰時期。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成就是“宋學”的創立。

一“宋學”的形成與發展。儒家傳統文化在我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繁榮，一次是漢武帝時期定儒學於一尊，一次是北宋初年“宋學”的勃興。董仲舒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把黃老刑名、農雜縱橫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幟之下，用儒學來統一自戰國以來五彩繽紛的多元文化。就其內涵而言，它已非先秦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就其外延而言，則仍包括文、史、哲等各個文化層面在內，而且還包含逐漸形成的“經學”。至於“宋學”，則應當是一個十分廣泛的概念，在陳寅恪先生之前，宋學原有兩種涵義，一等同於廣義上的儒學，即趙宋一代之學術文化，包括人們今天所說的哲學、宗教、文藝、史學、教育、科技等；一指清初以來與訓詁之學相對立的經學流派。“宋學”一詞專門用來指稱兩宋學術時，也以為是宋代經學之專用名詞。在“宋學”形成初期熱衷於振興儒學、倡率節義之風的知識分子基本上均持此種意見，他們恥言功利且深惡痛絕之。如蔡襄在《廢貪贓文》中所作的概括就足以證明，他說：“臣自少入仕，於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宦之人，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恥也。”同時蔡公還猛烈抨擊了那些靠阿諛奉承、拍馬溜須而大發橫財的無恥小人，並感嘆士風日下，人心不古：“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貿遷往來，日取富足。夫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饑寒，自非堅節之士，莫不慕之。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號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怪。”蔡襄與歐陽修、石介是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同科進士，“三十年”后已是嘉佑五年（1060年），蔡襄之語正是全面概括了仁宗朝致力於儒家傳統文化復興的知識分子推行“恥言營利”，標榜重建儒學的一致的價值取向；並且鞭撻了在振興儒學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與之背道而馳的醜陋現象。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我國儒學的學術發展史。儒學大盛於西漢，其衰落則始於東漢。與此同時則有佛學自西方的傳入。隨着佛教的東漸，佛經的大量翻譯，佛學自魏晉以來逐步流行，儒學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來自不同民族的異質文化的嚴峻挑戰。佛教的出世理論與儒學的入世思想反差極大。關學門人范育為張載《正蒙》所作序言專門回顧秦漢以來的儒學變遷：“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并行。”可見，由漢迄唐，拘泥於六經章句的訓詁之學，在日益強大的佛學面前，節節敗退，無法招架。加之以“玄學”在學術界的異軍突起，獨攬風騷，中國的學問家們再次打破了漢末以來萬馬齊喑的沉悶格局，於是代表時代特徵的“宋學”應運而生。“宋學”在復興儒學的同時又復蘇了儒家所具備的傳統的開放精神，並且完成了對西來的佛學文化和本土的玄學文化的改造、融合與吸收。“宋學”不僅吸收了佛學的精髓，使佛學蛻變為“宋學”的一部分，而且滲透到文學、藝術、史學、教育以及自然科學理論等廣義文化的各個層面，成為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陳寅恪先生對宋學的評價極高，他在為鄧廣銘先生《宋史職官志考證》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他預言，宋學不僅是中國文化之“造極”，而且還代表了中國學術的將來。可見他充分肯定了“宋學”對中國學術的積極影響。在“宋學”創立之初最艱難的階段，蔡襄、歐陽修等人為這門新學科的體系與架構奠定了紮實的根基，其“畢路藍縷”之功彪炳輝煌。

二蔡襄對“宋學”的的開山之功。正如歐陽修所作《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所言：“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者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憤，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對蔡公作了比較客觀的評價。尤其是蔡公所提倡的積極入世的思想，對朝政的“奮躬當朝，讜者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說明對慶曆新政起了促進作用。歐陽修著《祭蔡端明文》對蔡公的功績和家庭不幸也表示了由衷的敬佩與同情：“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而公以榮名顯仕為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為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為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苫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為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但是蔡襄並沒有被巨大的打擊摧垮。正如蔡襄在其著作《端明集》“序”中所慨然陳詞：“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並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浩然剛正之氣，躍乎紙上。所謂“剛氣”，從本質上說即“宋學”所提倡的服務社會、改革時政的精神，也就是做學問、寫文章必須有的放矢，切中利弊，而不作無病呻吟。

蔡公十分強調“宋學”中理論的先導作用，他在“國論要目、明禮”篇中闡述了北宋立國之初應當強化禮制與儒學教育，並對比歷朝學術與禮制之得失，總結了北宋前期政治體系架構上的不足，認為應當引以為鑒：“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亡隋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製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樂，專用法。”他認為法治當然是必要的，但作為統治之術則應當禮法相輔相承：“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以一二事言之。冠昏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複議，昏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蔡襄在“福州修廟學記”一文中對宋代儒學的博大精深及儒學與宋學之間的傳承脈絡也作了一定的說明，並強調了州學和府學必須為弘揚學術盡綿薄之力：“在學於政，先其大者。言詞法令，進修之假。唯州有學，邦君實謀。驅汝閩民，來處來游。象圖嚴嚴，記書整整。衣冠肅雍，室廬謐靜。孰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問聞，弗往攸恥。孰為人師，啟率其徒。”可見蔡公對於宋學的建樹是相當突出的。

宋學精神的提倡和發揚。

概括起來說，“宋學”主要包含有議論和懷疑精神、創造和開拓精神以及實用和批判精神。蔡襄樹立、鼓吹併發揚了這些宋學的精髓所在。以下分而述之。

一、蔡襄大力鼓吹“宋學”的議論和懷疑精神。表現這種精神的主要載體是論文，蔡襄在眾多的文章中強調學者應當發揚古文運動的革新精神，實行科舉改革，將論文作為傳道、授業、解惑的有力工具。蔡公的議論，如同歐陽修、石介等人一樣，有時雖然不以辯論或駁論的形式出現，但是努力建樹個人的獨立見解。如蔡公《上仁宗論用韓琦范仲淹不宜使後有讒間不盡所長》疏曰：“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而眾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這是在慶曆黨爭期間，作為新政一方的蔡襄關於朋黨問題的議論，強烈批判某些官宦為圖蠅頭小利而結黨營私，損公肥己的卑鄙伎倆，以達到激濁揚清，議論風發，懲惡揚善的效果。又如蔡公《端明集》卷九“箴、進黼戾箴狀”也從正面闡述為國君者必須善於聽取反對者意見的道理：“臣智識蒙陋不敢廣引古記，多屬空文，輒求於今要急之務。而陛下所欲知者，謹撰成黼戾箴一首，書於兩軸。每句之下，條陳事實，別疏一通，各隨狀上進。臣聞唐太宗凡言事有益於政者，書之屋壁，以為警戒。伏惟陛下不以臣之狂直而棄之。幸置臣箴詞於戶牖，間時賜省覽。原其所條事實終始，則今安危之勢可見矣。昔漢賈誼論及時事，以謂可為慟哭者，以臣今日之心知古人之言，不虛謬矣。”縱覽中國歷史，敢於錚言國君正誤的朝臣屈指可數，蔡公可謂是其中之驕驕者。針對時政弊端敢於直言抨擊，藉以激濁揚清，這也正是早期宋學的精髓所在。

二、蔡襄大力提倡“宋學”的創造和開拓精神。學術貴在創新。只有創新，才能賦予學術以新的生命，否則，學術就走入了死胡同。蔡襄以他家鄉福建著名的福州鼓山來比喻宋學先驅們在學術境界的奮力攀登。他說：“郡樓瞻東方，嵐光瑩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雲深翳前路，樹暗迷幽谷。朝雞亂木魚，晏曰明金屋。靈泉注石竇，清吹出篁竹。飛毫划峭壁，勢力無驚觸。捫蘿躋上峰，大空延眺矚。孤青浮海山，長白掛天瀑。況逢肥豚人，性高自幽獨。西景復向城，淹留未雲足。”本詩不僅表達了蔡公“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邁氣慨，更集中體現了蔡公追求宋學的創新和發展的雄心壯志。他認為處於初始階段的的“宋學”正有如“雲深翳路”、“樹暗迷谷”，但不論有多大困難，只要不墨守舊學而敢於創新，在學術上總可以闖出一條新路。而宋學的理想境界則是“西景復向城，淹留未雲足”。誠如摯友歐陽修為其所撰《墓志銘》的中肯評價：元和“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於閩人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着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由於以往福建學人擅長詞賦而輕視經世之學，因而造成學問鑽研愈深則背離現實政治癒遠，以致出現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不良傾向。針對學術界的浮華之風，蔡襄大力提倡以儒家經典作為理論基礎，強調不僅要讀通經學專著，而且要以經學理論來聯繫實際，治理社會，革除時弊。為了宋學的發揚光大，蔡公不遺餘力，網羅人才，建立了一支以閩籍學者為核心的宋學梯隊。比如陳襄，侯官人，工於經學，神宗時為侍御史，與王安石、曾鞏、呂惠卿交往頗深。儘管其政治上偏於保守，但是對於宋學造詣甚為深厚。陳襄著《古靈集》，文詞高古如韓愈，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對“宋學”的文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陳襄本人也成為以蔡襄為首的早期宋學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還有真宗朝的浦城人楊億、仁宗朝的同安人蘇頌、其後神宗朝的將樂人楊時、建陽人游酢、順昌人廖剛以及此後的建甌人韓元吉，漳州人陳淳等，均是宋學之驕驕者。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蔡襄提倡宋學的創新理念集中體現在他對科舉和教育的革新上。例如他提出科舉考試的改革主要應以“試策三道為一場，考校驗落外，次試論為一場，又考校驗落外，次試詩賦為一場。以三場皆善者為優。……其策仍請一道問經義異同，以觀其識；一道問古令沿革，以觀其學；一道問當世之務，以觀其才。”而對“明經”一科的考試，則只對考生考問“所習經書異同大義，所對之義只合註疏大意，不須文字盡同”；甚至還鼓勵考生“自有意見，即依註疏解釋外，任自陳述，可以明其識慮。”反之，“若以經科文人所習已久，未能變革，即艱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對大義者頗優獎之”。說明蔡襄主張在科舉的試題和考試方式上均要進行改革，題目應當更靈活，能讓應試者盡量闡述自己的經世理論，以此考核考生是否具有真才實學和應變能力，用以適應從政的需要。

三、蔡襄首先開創“宋學”的實用和批判精神。針對六朝至唐學術界所盛行的空談惡習，蔡公以“經世致用”的理念予以否定，並強調學以致用的思想。我們認為這一點是特別突出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千百年來學術遊離於現實之外，學問做得越玄越好，現實脫離得越遠越好，這些原則與標準似乎已經根深蒂固、不可改變了。然而我們打開《蔡忠惠公集》和《端明集》，從數十上百篇的“箴”、“奏議”及代擬的“詔誥”，可以看出，蔡公一反以往所謂“超凡脫俗”的做法，採取了積極入世的論斷。以下試舉幾例。其一，針對東南沿海防務鬆懈的實際情況，蔡襄提出奏議“乞相度淞海防備盜賊”。他說：“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興化軍，儘是邊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港約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舊時各有鎮寨把扼海路，後來無事，兵士漸次減少。今來見作點檢商稅量差兵級，在彼淞海路平靜難以宿兵。如有盜賊逐州軍可以隨宜應付。”並指出四州軍“各是海邊，今來逐州兵士並不會舟船，出入海路收提茶鹽如遇賊人斗敵，多被賊船慣習水勢立見傷損。臣體問福州閩安鎮把港及鍾門巡檢一員，在海上封椿舶船。”還批評泉州、興化、漳州巡檢設置遠離海口，興化軍巡檢甚至設在百里之外的興化山中。漳州黃淡頭巡檢更設到龍岩大池驛中，簡直是莫名其妙。他還發現沿海州軍士兵多數不諳舟船，請求朝廷下令福泉漳州興化軍“舊有刀魚船及巡檢司入海舟船量與修整……其宣毅兵士差下巡檢司並令教習舟船諳習水勢。”蔡襄在治理福建沿海州軍海上防務的過程中，深入港口、島嶼調查，樹立了宋學務實的良好學風。

其二，蔡襄敢於直言犯上，批評時政，將學術與現實政治緊密結合起來。比如在“別疏、恩賞無私”一文中慷慨陳詞：“聖人法天以至公，令天下功則賞，過則罰，無私焉，萬民服矣。朝廷於賞罰之柄有無功而賞者，有過而失罰者。然罰不行而賞太過，此乃立法之弊，非陛下之私也。”並以唐中宗為例嚴厲抨擊當時的不正之風：“今僥倖內降者，苟非親戚必因貨賂，然後乃請。若陛下從而行之，是示天下以私也。”蔡襄對於朝廷賞罰不當恩賜無序，加官進爵全憑賄賂請託，以至官風敗壞的現象極為反感，並嚴厲抨擊，體現了一代名臣的高尚情操。其三，蔡襄具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紮實的科學技術理論與實踐。諸如小至在鼓山登山古道兩旁植樹，大至修泉州洛陽橋、疏浚福州、莆田的五湖等公益事業。如宋至和三年（1056年）蔡襄知福州時，曾令各地夾道植松，庇護道路，自大義渡至泉、漳計700餘里。民歌頌之曰：“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又如時任泉州知府的蔡公主持建造洛陽橋，從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年～1059年）前後歷時7年完工。該橋位於洛陽入海口，因建於萬安渡舊址，亦稱“萬安橋”。他組織工匠採用先進技術建橋，先在橋址處拋投大量石塊，形成水下暗堤，繼而在堤上建造橋墩，借用潮水之自然力架設重達十餘噸的石橋樑，且大量養殖牡蠣，以膠固橋基和橋墩的砌石。這種“筏形基礎”兩頭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勢，顯示了獨特的造橋工藝，乃宋代古橋一絕。其四，蔡襄在兩度知福州任內組織民眾大興水利工程的建設，修復五古塘及挖浚渠、浦、河。慶曆四年（1044年）蔡襄出知福州，旋改任福建轉運使。時值當地旱情肆虐，蔡公上任伊始即着手修復“古五塘”，以灌溉農田。五塘在東湖，位於福州城東北部，周圍約23里，是晉嚴高任太守初築新城時，與西湖同時開鑿的。因年久淤塞，造成福州易旱易澇。五古塘修復之後，大片農田受益，百姓額手相慶。

嘉佑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翌年遂下令侯官、閩縣、懷安三縣興修水利工程。據淳熙《三山志》記載，在閩縣修渠21976丈，在侯官縣挖渠浦125里，並疏通了城內原有的河道。這些水工在排澇抗旱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使福州邑人免受內澇與乾旱之苦。此外，蔡公還著有福建第一部果樹專著《荔枝譜》及茶葉專著《茶錄》。

蔡襄不僅對宋學理論身體力行，而且還十分強調學術的批判精神。此項內容前文多有涉及，不再贅述。

治國之道與“宋學”的理論升華。

毫無疑問，蔡襄在長期的從政生涯中總結出系統的治國理論，並將其付諸實踐。宋學吸收了這些精華並構成自己的學術核心，使宋學逐漸發展成為一門既具有理論性、又具有實踐性的學科。蔡襄的理論體系主要建構在《端明集》“國論要目”之中。他的治國理論由三個部分組成，其一是“興治道”。他認為首先要做到“明禮”：“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也就是要求參考古代典章制度而制訂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禮制，有利於百官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以發揮封建國家機器的效能。其次是“擇官”：“何以致百官之職，畢舉在擇官也。擇官在於取士”，他認為所謂“制科、進士、明經”如果官運亨通，有可能位至宰輔，缺陷是“不問能否下至軍職，以戰功流外吏”，結果是“小者治一務，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猶驅車而水行”，事倍而功半。再次是“安民”：“天下生齒脫漏亦有不輸一錢以助官者。至於水旱流移，又出倉廩以濟之，賦入有程，散施無極。國何得而不貧？國既貧矣，民又不安其所，豈所謂安民哉？……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謂之安民。”只有民各安其所，人各盡其力，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其二是“正風俗”，包括“正凌慢”、“辨奸佞”、“廢貪贓”。他深感痛心地說：“今夫食祿而治官，材與不材出於天性。不材者不可強之使材，雖廢職尚可恕也。至於憑恃官威因緣而奸求取贓賄，以曲為直，上負朝廷之用，下為百姓之害。”他對貪官中飽私囊而廉士食不裹腹、舉步維艱的不合理現象十分不滿：“臣自少入仕於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宦之人，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尤以恥也。今事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者，……夫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饑寒。自非堅節之士，莫不慕之。”他認為應當使官員知禮義、識廉恥：“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號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怪。管子曰：禮為廉恥，國之四維。今風俗已壞，四維不舉。伏惟陛下貪贓者廢之，清廉者獎之，則廉恥興矣。”這些千年之前哲人的睿智之語，使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廉政建設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其三是“謀財用”。蔡襄特別重視“強兵”。他對宋初軍伍龐大，支出浩繁的現象極為擔憂。他對軍費開支算了一筆細帳，結論是國窮民困的痼疾在於軍費支出遠遠超過財政的支付能力：“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約七十萬，廂軍約五十萬，積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漢無有也，祖宗以來無有也。真宗與北敵通和以後近六十年，河北禁軍至今十五萬。陝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萬。天下諸路置兵不少，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但是蔡襄認為精兵減政應當循序漸進，不可急於求成：“然今之兵不可暴減，固當有術以消之，又當有術以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遽言。”由此可見，宋學發展至蔡公階段，日益呈現出其強大的學術生命力。就經世而言，它源於漢儒但更加深入實際，面對現實；就理論體系而言，它比漢代儒學更為縝密，更為完善。尤其是對於封建國體的建構、對於國家的職能以及如何克服歷代封建政府的經濟問題、財政問題、邊防問題、腐敗問題，如何加強督察功能，均有精湛的見解。很多是發前人之所未發。這也正是蔡公的高明之處。

治學之道與宋學的特點。

蔡襄在治學方面當為歷代學者楷模。他重視基礎的理論教育，又十分注意聯繫實際，教導學生做到學以致用。

首先，宋學講求理論的基本功底應建立在漢代儒學基礎之上。有鑒於此，蔡襄認為必須加強基本的經學教育，以克服當時士人學風浮躁的通病。如史書所載：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癸酉“福州進士周希孟為國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言其文行為鄉里所推也。”蔡襄對於宋初福建學者華而不實的學風深有感觸，他認為如此發展下去將阻礙宋學的進一步提高。他認為進士出身的福州學人周希孟注重根基之學，所以向朝廷力薦其擔任福州州學教授。蔡襄“世閩人，知其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襄得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着稱，襄皆折節待之。”針對閩人厚葬，治理喪事奢侈浪費，蔡襄下令嚴禁，以正風俗：“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儘力豐侈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可見蔡公將基礎教育與改造落後的民情風俗緊密地聯繫起來，也拓展了宋學的發展空間，提高了宋學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度。

其次，改革科舉制度、嚴格選拔人才是蔡襄治學之道的核心，也體現了宋學聯繫教育實際的主要特點。蔡襄在“論改科場條制疏”中談到其弊竇叢生：“臣伏見隋唐以來進士、明經二科取士，迄今以為永制進士。雖通試詩賦策論，其實去留專在詩賦，糊名謄紙以示至公，點抹細碎條約纖悉，所司奉之便於考校明經。逐場對義、鈔節、註疏，計誦字數至有一字旁寫聲形類者；若有三兩字如有一中亦足通義。字猶不識，經旨何從而知？”他特彆強調選拔人才必須從文字基本功考核起：“國家者取天下之士將以治民而經國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風俗，試其才欲以濟成務。今進士之詩賦、明經之帖義，於治民經國之術了不關及，其間或有長才畢節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後習，非因設科而得也。”他還舉了射手充御手的例子來說明用人必據其所長。蔡襄認為必須實行科場考試的大幅度改革，即將國子監的考試改為三場，即試策三道為一場，考校驗落外次試論為一場，考校驗落外次試詩賦為一場；並通過“問經義異同以觀其識”，“問古今訟革以觀其學”，“問當世之務以觀其才”。只要這樣做了，就不愁選拔不到國家的棟樑之才。

第三，重在教育民眾改革不良民情風俗，樹立正氣，以建立宋學與民眾的廣泛聯繫。蔡襄在福州任知州期間，曾頒佈“五戒”以改革民間的陳規陋俗。一曰“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二曰“不知為孝之本，生則盡養，死不妄費，行之豈不善乎？”三曰“兄弟之愛，出於天性……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四曰“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五曰“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百工、商賈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今欲為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為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為良民。其義至明，不可不志。”“五戒”實際上是蔡襄總結了儒學所規定的做人道理，但又賦予新的內涵。

總之，作為中國學術史中的一個重要門類，“宋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宋學”形成和發展的進程中，蔡襄的作用不可低估。蔡襄作為北宋時期的著名學者，為官一生清廉，造福百姓；為學立意深刻，自成體系。他作為我國封建社會高峰時期的國學——宋學的階段性代表，曾經為該學科的充實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這是值得我們認真回顧，深入總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