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

張載（1020年～1078年），字子厚，世居大梁。祖父張復在真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其父張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由於家道清寒，張迪死後，全家便僑居鳳翔郿縣（今屬陝西）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張載的學術又稱為橫渠之學，他開創的學派被稱為關學。張載的思想在北宋的理學中，同二程的理學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在理學形成過程中有獨特的地位。後人說：“其門戶雖微殊於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張載是北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關學的創始人，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其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兩代政府視為哲學的代表之一，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求學上進張載原藉大梁（今河南開封），祖父張復，宋真宗時任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等職，后贈司空。父親張迪於真宗初攜妻陸氏上任於陝西長安。天禧四年（1020年）生張載。天聖元年（1023年）年任涪州（今四川涪陵縣）知州。后贈尚書督官郎中，祖父和父親都是中小官吏。張迪在涪州任上病故，家議歸葬開封。15歲的張載和五歲的張戩與母親，護送父柩越巴山，奔漢中，出斜谷行至眉縣橫渠，因路資不足加之前方發生戰亂，無力返回故里開封，遂將父安葬於橫渠南大振谷迷狐嶺上，全家也就定居於此，以後張載就生活於此，人稱他為橫渠先生。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當時西夏常對西部邊境侵擾，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初，西夏入侵，慶曆四年（1044年）十月議和。朝庭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這些國家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年僅21歲的張載刺激極大，他就向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邊議九條》，陳述自已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合焦演（彬縣人，精兵述）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佔的洮西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范在延州（今延安）軍府召見了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打算得到了范的熱情讚揚，認為張載可成大器，勸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勵他去讀《中庸》，意思是說你作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而應從《中庸》學起，在儒學上下功夫。張載聽從了范的勸告，回家刻苦功讀《中庸》，仍感不滿意。於是遍讀佛學，道家之書，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自已的宏偉抱負，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經過十多年的功讀，終於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相聯繫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已的學說體系。

慶曆二年（1042年）范仲淹為防禦西夏南侵，在安陽府（今甘肅慶陽）城西北修築大順城竣工，特請張載到慶陽，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

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38歲的張載赴卞京（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文彥博宰相支持，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一天晚上，遇洛陽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二程對《易經》的見解，感到自已學的還不夠，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今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行狀）。於是撤席罷講，但又對二程說“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行狀），表現了他在學術上積極開拓精神，他的《易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張載中進士后，先後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雲岩縣令（今陝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簽書謂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作雲岩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戒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覆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是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慶路路經略使蔡挺的關係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諮詢。他曾說服蔡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萬救濟災民，並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在此時他還撰寫了《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和《經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了他的軍事政治才能。

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公著（晦叔）向神宗推薦張載，稱讚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神宗召見張載，問他治國為政的方法，張載說：“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三代即夏、商、周），神宗聽了非常滿意，高興的說，你先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作些事，以後我還要重用你。張載認為自已剛調入京都，對朝庭王安石變法了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后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政變法，想得到張載的支持。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庭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勝任，想請你幫忙，你願意嗎？”（今譯）張載回答說：“朝庭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熟敢不盡！如教與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家應大有作為，但又含蓄地拒絕參與新政的行為，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擬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准。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污案，案件辦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生激烈衝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已要受到株連，於是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回到橫渠后，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已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的兩項實踐。為了訓戒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於大門兩側。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已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並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並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着遺迹，至今這一帶還流傳着“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熙寧十年（1077年）秦風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以“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為由，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說：“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辭，庶幾有遇焉。”意思是說這次召我回京，不能因病推辭，藉此機會可行施我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便帶病入京。神宗讓他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向朝庭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行，但禮官認為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制。唯張載認為可行，並指出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路經洛陽見到二程時說：“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當年農曆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舍，沐浴就寢，翌日晨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年，臨終時只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的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后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庭，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三月，將張載葬於橫渠大振谷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寧宗賜謚“明公”，淳佑元年（1241年），賜封眉伯，從祀孔廟，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改稱先儒張子。

求諸“六經”

張載的學術發展，見范仲淹是一件大事。張載讀《中庸》並不滿足，研讀釋、老之書，但沒有收穫。於是反過來從“六經”中探求學理。張載求道，俯讀仰思，求之於“六經”而後得。後人把張載稱作為范仲淹門人，認為其學出於高平之學，是基於這層考慮。但從學脈上說，這種看法，不能成立。

張載研求“六經”，同時與當時二程、邵雍相互交往、問難。嘉祐元年，張載至京師。程顥同張載在興國寺講論終日，為一時盛事，從輩份上說，張載也是二程的表叔。在學術見解上，程顥同張載存在分歧，但二程很尊重張載，說：“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特別是張載的《西銘》，尤其為二程稱道。對門人楊時貶低《西銘》的議論，程顥很不高興，稱：“《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西銘》是“明理一而分殊”的作品。楊時稱：“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甚至張載的門人呂大臨在作《橫渠先生行狀》時，也說：張載見二程，“盡棄其學而學焉”。程頤嚴厲批評這種說法，說：“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有一件傳聞：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橫渠乃歸陝西。這段記載也見於《宋史·張載傳》。但明顯不合事實，程顥準備應試至京師是在元祐元年，次年程顥應舉得官，張載也於是年中進士。嘉祐三年，張載與程顥論定性問題。豈有程顥於元祐元年一到京師，通過辯論，張載就敗回陝西？應該說，張、程是在相互吸收、相互論難中發展各自的學術。張載通過比較后，也有信心，說：“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張載不是坐而論道，他讀“六經”以求治人之道。他希望按照《周禮》的辦法，行井田，以解決社會上土地高度集中、貧富不均帶來的危機。張載深知這個辦法不能行之於天下，但卻要驗之一鄉。所以他與一些人議論要買田一方，畫成幾井，按三代的辦法，實踐自己的想法。這件事沒有能做成，但反映了他在探求“六經”方面的一個特點。

創立關學

嘉祐二年（1057年）張載登進士第，任祁州司法參軍，又遷丹州雲岩令，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任職期間，在興教育、變風俗、關心民瘼以及斷獄案諸多方面，頗有政聲。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冬，被召入對，神宗詢以變法事，張載以“復三代為對”。除崇文院校書。但他同朝中執政大臣議論不合，次年，他的弟弟張天祺因為極力反對新法，受到貶斥。張載不願在京師呆下去，請求回故里。此後六年多在橫渠鎮的歲月里，張載生活貧困，但他“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他說自己的追求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認為“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又說：“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萬物皆有理，如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他作詩說：“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枝。”

他的執著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聞者莫不動心有進”。一批學人師事張載，形成一個學術群體。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三呂兄弟執弟子之禮。蘇昞、范育、游師雄、种師道等，先後俱列門牆，關學興盛。

熙寧九年秋，張載把自己一生的探求所得的《正蒙》，出示給門人，說：“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歟。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

熙寧十年春，張載被召還館，乃知太常禮院。朝中有關的官員同他議禮不合。時他身患重病，無心在京師住下去，又一次辭官；在回陝西的路上，路過洛陽見二程。十二月，到達臨潼，便與世長辭。這位學者一生清苦，死後的棺木，還是從長安趕來奔喪的門人湊錢買的。張載死後，程顥在《哭子厚先生詩》中慟哭：“嘆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從理學形成的角度看，張載創立的關學，至少有這幾個方面是值得提出來的。一、《西銘》與理一分殊的思想。張載的著作很多，但是很多沒有流傳下來。後人為搜集、整理其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張載集》，收集、增補了大量的材料。重要的篇目有《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等。《東銘》與《西銘》收在《正蒙》的《乾稱篇》中。《西銘》在張載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開篇寫道：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張載把乾坤的天，作為萬物也包括人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間，與天地混然為一。張載的思想是萬物萬事為一，他在《經學理窟·詩書》中說：“萬事只一天理。”乾坤是萬物、人的父母，但是人、物畢竟相異。這裏面包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張載在《易說·繫辭上》中說：“天地雖一物，理須從此分別。”二程一再強調《西銘》的“理一分殊”的意義，並不完全是附會。至少，二程的萬物一理與理一分殊的思想，多少是從張載那兒得到了啟發。張橫渠把大君作為乾坤，也就是作為天的宗子；把大臣作宗子的家相。這又把封建等級禮制，作為乾坤一源所派生出來的，從而表明了封建禮制的合理性。二程所以看重《西銘》，不是沒有道理的。二、太虛即氣說。張載認為世界的本體是“氣”，他在《正蒙》開篇的《太和篇》中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總之，氣為萬事萬物的本源，萬事萬物的變化是氣的變化。《誠明篇》說：“性者，萬物之一源”，“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張橫渠把性、天道歸之於“誠”，這是他的心性論的一個方面，也應當指出。世界上各個事物都有兩個對立的雙方，張載稱作“一物兩體”，而“一物兩體者，氣也”。所以他的氣的本體論又是辯證的運動觀。此外，張載指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但由於“氣質之性”的差異，造成人和人的不同。為了成聖人、君子，應當“窮理盡性”、“窮神知化”。學習可以改變氣質之性，“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總之，張載的氣本體思想，在宋代理學家中，顯示了他的特點，顯示了他在理論上的光彩。他的理論思路和一些命題成為宋代理學的思想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