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8章 不怕死的父親

在1959年下半年，到我們讀小學六年級時，我們學校新來了兩個代課教師。這兩個老師都是當年龍門第一中學高中畢業的學生，他們高考落榜，被安排到我們學校代課。學校把這兩個文憑最高，但無教學經驗的老師安排到我們班上。吳志鵬老師教我們的算術課兼班主任，熊光明老師教我們的語文課。

他倆一來，就改變了過去我們班死氣沉沉的樣子，頓時課堂活躍了起來。

班主任吳老師也不再像辜老師那樣板著臉孔教訓人，整天樂呵呵的。學校分派的勞動任務，大家搶着干，次次受表揚。上他的數學課時，他老愛用比喻。比如說講分數，他說，你媽有一個蘋果要分給你們兩姊妹吃，一人就得二分之一，我們把切蘋果的刀用一條線來表示，我們規定它叫分數線，分數線上寫1來表示蘋果的數字，分數線下寫2來表示你們兩姊妹。每人得到半邊蘋果，寫出來就是1／2，讀作二分之一。同樣，你們有三姊妹，一人就得三分之一。大家一下就明白了，而且，也會寫會記。同學們都喜歡回答他的問題，爭着到黑板上去做題，哪怕是做不起，也非常高興，因為吳老師會幫助你分析錯誤原因，絕不諷刺挖苦你，不知不覺的你就會做題了。

語文老師熊光明上課時，總愛給我們講故事，尤其是在講成語時，就講一個成語故事。成語好記，意思也懂了，用起來就容易了。那時，正是全國推廣拼音的時期。他把拼音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清楚楚，透透徹徹。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時拼讀窩（wo）時，大都愛說豬窩窩。

雖然這年是最困難，肚子餓得最慘的一年，但有這兩個老師和我們一起，我們也過得很快樂。

這年遭遇幾十年來不遇的天旱，紅苕地里爬滿了蟲，紅苕葉被蟲吃光了，挖出的蟲蠶比紅苕都多。大人們就在山坡上拾些柴火，把蟲蠶放到火里燒，燒熟后就狼吞虎咽地吃。

水稻減產，交國家公糧都不夠。公共食堂就只得用瓜菜為主食，一點菜和着紅苕煮的湯，也只能由炊事員掌勺分給各家。記得最清楚的是食堂管理員吳有木天天念叨的，每人每天定量紅薯5兩4錢8。5兩4錢8，刻骨銘心，至今難忘。但那5兩4錢8紅薯，卻是我們的命根子，那時，如果沒有它，我們都會餓死。

到了公元1960年的栽秧季節，正是我們準備考初中的日子（那時一個班平均能有一兩個人能考上初中，不是現在這樣人人能讀初中的），我們的婦女大隊長又來關注我了，她親點我和鄒元安哥放下書包去栽秧。

我們班我是學習委員，鄒元安哥是班長，等於班委會解散。我那時個子矮小，推不動秧盆，我們的現場總指揮劉會計就安排大力士呂法公幫我拿秧盆，等於給我配了一個助理。

直到有一天中午快吃飯時，我暈倒在田裏，呂助理把我背到田坎上為止，一共戰鬥了15天。好心的劉會計叫我下午回去上課，但還是叫我在栽秧組吃午飯，因為栽秧組吃的是貴族伙食——豌豆稀飯。我受寵若驚，至今都還忘不了我們的劉會計。

似乎劉會計很喜歡我，因為在栽秧比賽時，我恰遇到沒有水的田邊。口令發出到比賽結束，我的腳就在那裏與旱田搏鬥，並沒有栽多少株秧子。可公佈結果時，卻是我和鄒元安哥兩人獲勝，當晚領到獎金五角錢。我倆第二天到區上比賽卻無功而返，但也領到了參賽費四角五分錢。我有了這筆錢，當時不知道有多高興。我在大隊代銷店買了一根帆布皮帶，還剩下幾角錢，我給了母親買針線用。

我終於又回到了學校，回到了緊張複習應考的課堂，比鄒元安哥早了整10天插秧的農活忙完后，公共食堂的紅薯吃完了，小麥豌豆還沒成熟，就吃紅苕葉、老蓮花白葉。許多人出現水腫，就住到大隊臨時醫院。醫生給他們吃一些油枯和點米，熬成粥吃，不幾天水腫就好了，可出院後幾天又腫了。後來大隊也沒辦法管了，因為水腫病人太多了。公共食堂也停業了，叫自家想辦發開伙。於是人們又找回自己交上去的鍋盆碗缽，找不到的就用爛瓦罐做鍋，找些老菜葉、野菜、樹皮之類煮熟吃。記得鄒元安哥的爺爺因吃糠拉不出屎，叫他用手幫他爺爺摳。還有人滿山遍野捉老鼠、蛇、癩蛤蟆、蝙蝠等凡能捉到的動物，放在火里燒熟就狼吞虎咽地吃下，甚至還有吃“觀音土”的。但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時就開始餓死人了。開初，三天兩頭死一個，後來每天都有一個兩個人去見閻王爺。那時偏偏我父親又從鍊鋼廠回來了，他是我們家最先得水腫病的人。眼看着我家過去幾年的干紅苕藤、乾菜葉都吃完了，我和四姐就拿着鐮刀遍山遍野地挖野菜，找野紅苕回家充饑。那時幾顆胡豆、豌豆之類的就能解決一頓伙食。我那時愛做同樣的夢——不是檢到一顆碗豆，就是檢到一顆綠豆，它門總是很大，有碗那麼大，可當我笑醒時，什麼都不見了，只聽得肚子在呱呱叫。學校也找不到學生讀書，只得放假了。一天，隊長鄒如石叫大家到公共食堂開會，他說明天上級領導要來檢查，大家要煮最好的東西端到食堂里吃，不準說公共食堂沒開伙的事，誰出錯誰負責。可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飯時，我父親好像故意做的一樣，端着一碗干紅苕葉在食堂桌上慢慢的咀嚼。

一會，果然有兩個幹部模樣的人朝食堂走來，隊長叫我父親趕快進屋藏起來，可父親就是不走。正說著時，幹部模樣的人就到了，於是父親就接受了幹部的採訪。

幹部說：“大爺，你吃的啥？”

父親說：“吃的幾年前喂牛用的干紅薯藤。”

幹部說：“能吃嗎？”

父親說：“就連這個都吃完了。”

幹部說：“公共食堂沒給你們吃的嗎？”

父親說：“公共食堂一個月沒開伙了，已經餓死二十多個人了。”

幹部不再說話，很不高興地走了。

隊長走過來罵我父親：“你闖禍了，看你怎麼死法。”

父親說“遲死不如早死，一人做事一人當。”然後氣沖沖的回了家。

可是到了第二天也沒什麼事，到第三天就聽說國家發放貸糧了，每人每天一斤穀子。第四天公共食堂又開伙了，炊事員把穀子用大磨磨成面和着菜葉煮成糊，再用勺分到各家，雖然谷糠有點卡喉嚨，但大家覺得也很香。我爺爺喝下菜糊糊后說：“這下我們餓不死了，還是黨好啊，舊社會遇到天災就只有等死。”

至到小麥豌豆收割后，國家才停止了發放貸糧，但小麥豌豆都因種得過密，並且沒有勞動力去管理，沒有多大收成，人們又依靠瓜菜過日子了，所幸的是再沒有人被餓死了。

雖然公共食堂沒有多少麵粉吃，但我們六年紀的學生因為要升學，大隊就配給每個學生每天一斤麵粉。而且還規定我們在學校住，寢室是過去王文家的廂房。那房已分給一家農民了，就叫他讓出兩間，男女生各一間，還把他的廚房也給了我們。我們的床是用農民的竹子捆綁成的大鋪，各人拿着從家裏拿來的被子和席子，往上一放，就開始做升學夢了。

看來，那時的農村幹部也懂得抓教育。

我班只有28個學生，20個男生，8個女生。。當時鄒元安哥是班長，當管理員，管理糧食。每天下午下課後，他就和文娛委員吳蓉蓉一起到大隊麵坊背回我們班一天的麵粉，然後再由我班的大女生輪流煮飯。

有天上午快放學時，一股燒饃味被微風吹到了教室，跟我們的菜糊糊味道大不一樣。正在大家盡情地做深呼吸享用這香味時，調皮蛋劉怪怪和瘸子陳明明給老師請假出教室去了。不一會，他倆就得意洋洋地拿着用南瓜葉包着燒好的饃，在教室門口大喊：“大家來看火燒粑﹗”

同學們馬上就知道有人偷麵粉做火燒耙吃，於是教室亂作一團。鄒元安趕快到辦公室請來了吳老師，吳老師走到教室門口大喊一聲：“幹什麼？”

同學們一個個就嚇得目瞪口呆的。然後他說：是鄰居老大娘燒在我們的灶里的，不好好上課，就滾回家勞動。風波雖然平息了，但大家還是知道是那天煮飯的文娛委員吳蓉蓉乾的事。後來越鬧越凶，劉怪怪還給吳蓉蓉取了個“火燒粑”的綽號，至到吳蓉蓉長大嫁人當了奶奶后，同學們都還記得她有個綽號叫“火燒粑”。

其實，我非常喜歡吳容容。在困難時期，大多數的女孩都面黃肌瘦，而她卻皮膚紅潤，眼睛黑而發亮，一看到她，就有一種春暖花開的感覺。我從未在人前人後叫過她一句“火燒耙”，只可惜我是一個不起眼的小不點，她從來都不和我開玩笑，只有在遇到問題時，才很嚴肅地問我。

雖然火燒粑事件被我們班主任吳老師很輕易地就擺平了，但是，可把我害苦了，因為班主任把鄒元安的伙食團長換給了我。我的力氣很小，於是，到麵坊領取我班的28斤麵粉，又給我配了個助理。最令我倒胃口的是，調皮蛋劉怪怪是我的助理，而不再是吳蓉蓉。幸好，鄒元安哥和我關係好，麵粉拿回后，他總是來幫忙，把同學們每頓要吃的分好，只叫吳蓉蓉和吳金花（班主任又叫吳金花參與管理）去給女生們分配任務就行了。

後來，我和鄒元安哥都考上了初中。我班是那年全區13個完小中考得最好的班級，28人參考，7人考中。這是我們龍門小學的驕傲，也是龍門大隊重視教育的成果，我們的兩位老師因此而轉為正式公辦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