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9章 初中奇遇

我和鄒元安哥高高興興地拿着通知書去報名。我們的報名費是二元八角錢，是我到山上檢的油桐籽到供銷社賣的錢。區區兩元多錢，還是好多次爬到樹上去找大人們為生產隊收集時夠不着或沒看到而留在樹上的桐籽。記得還差幾角錢，我翻遍了家，找到些廢銅爛鐵去賣了，才湊齊。鄒元安哥的爸是隊長，他爺爺在喂生產隊的豬，所以拿出二元八角錢比較容易。

我們倆都是沒心計的傻瓜，報名的第一天就犯了兩個錯誤。我們碰到一個初三的學生，他告誡我們千萬不要住校，住在學校不自由，叫我們和他一起讀通校（走讀）。於是，我倆就給老師說讀通校。可那時的住校生要轉為城鎮戶口，要吃國家配糧，每月30斤糧食，後來又增加到32斤。而我們在生產隊，挖出新一季紅苕后，每人每天也只有兩斤紅苕，並且沒有保障；第二個就是鄒元安哥的年齡問題，當時他只有16歲，不滿17歲。可他不知到該怎麼報，就乾脆說17歲了。

我們為此而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因為我們沒住校，就得每天走8里小路去學校上課。我倆每天從伙食團稱回兩斤紅苕，放到鍋（那是特別准許我倆家裏可以有鍋，還是伙食團給的）里煮好，早晨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用一個碗裝着，再用一個手巾拴好提到學校里中午吃。過了幾天，我倆都覺麻煩，乾脆就邊走邊吃，到後山就吃完了。我倆就把碗藏在路邊的荊棘叢中，晚上放學回家再把碗帶回。中午，同學們吃飯時，我們很快把作業做完，就去打乒乓。我的乒乓技術不斷地長，常參加比賽，可我的身體老不長。我們忍受了多少飢餓，我也無從計算。晚上回家還得吃父母和姐弟們那份紅苕菜湯，心裏很不是滋味。

一直到第二學期，有麵粉時，我們才花幾分錢買了一個土陶缽，中午在伙食團蒸饃吃關於鄒元安哥把年齡報錯了一歲的麻煩就更大了，到第二學期不久，我倆就分開了。這是后話，到時再說吧。

初中的第一學年，雖說沒住校使我們餓了不少肚皮，但也有很多快樂。下午放學回家，我倆就去山上找山螺，然後把它搗碎後放進捕黃蟮的簍子裏，再趁夜色放到冬水田裏安好。第二天，我們的母親幫我們煮紅苕時，我們就去取回各自的蟮魚簍。當你提起魚簍時，感觸到蟮魚在裏面躥動，那種豐收的喜悅真爽，比吃蟮魚快樂多了。有時也有泥鰍往裏鑽，也是不錯的東西。但有的簍子輕飄飄地就提起時，又有些掃興。

幾乎每次鄒元安都比我收穫大，他有時能弄到一兩斤蟮魚，且泥鰍很少，我能弄到七八兩就算是最大的收穫了。鄒元安不保守，他告訴我的訣竅是把山螺弄到大糞里泡泡。可我總覺得太臭，也就不學他的先進經驗。少點也不錯，少的時候就放到火里燒好后蘸點鹽就吃，全家五口人（那時我的爺爺和奶奶不想老餓着肚子過，到閻王爺那裏去了），一人分一截，吃得香噴噴的。多點就放進一個爛瓦罐里煨湯，那湯也很好喝。我總算為家人盡了點力，心裏是非常高興。

我們初一年級共四個班，我在三班。由於沒住校，還老愛打乒乓，所以，選幹部時，同學們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什麼幹部都落不到我名下。

也許就從這時起，我就形成了遠離官場，自由自在的習慣，在人生旅途中非常樂觀地對待名利。

但後來，到初三時，老師要求住校，終於有人選我當燈油小組長。因為那時沒電，每晚要由燈油小組長到後勤組去排隊打煤油。我堅決推辭，可那三個人都說他有職務，應該讓我也擔任幹部。我無法推脫，也就當了一年的燈油小組長，到畢業時回家，全家人都說我有煤油氣味。我在當小組長時還感覺當官有些神氣，可以叫組員（哪怕是比我官大的班長）給油燈點火，而在家裏人看來，我卻很臭。

鄒元安在四班，我在三班。他的班主任特別喜歡他，說他很能幹，就叫他當班長。

由於我們學校建校時間不長，除了校長和工人外，幾乎都是剛畢業幾年的大學生。

我們的班主任叫袁本家，他的頭髮總是緊貼在頭皮上，而且額頭部分總是往上蹺着，顯得很有生氣。他的衣着舉止都非常得體，儼然就是班主任的樣板。他是一個化學老師，卻沒有後來我看到的化學老師那樣沾滿藥品氣味和殘留物。他上化學總是輕鬆愉快，從不罵學生，也許是得益於化學科比較簡單的原因吧。在做課堂練習或者做實驗報告時，他總是笑嘻嘻地來回巡視，心理充滿了豐收的喜悅。有空時，他總愛拍我們幾個小男生的肩膀，或者摸摸我們又臟有皺的頭髮。但他從不和女生嬉皮笑臉的，也不接觸女生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不知怎麼的，被他這一摸，男生們都很喜歡他，而且干勞動和衛生都跑在四個班的前面。

最有意思的是我們的數學老師辜在天。他的穿着特別講究，衣服褲子總是輪廓分明（據說是用大瓷盅裝滿開水熨燙的）。他的嘴皮似乎不夠長，講課時總是愛用力親一下牙齒。他寫字的筆畫老像外語，很少有橫平豎直的方塊字，但也很好認。他寫完一支粉筆時，不是把粉筆頭放進盒子裏，而是隨意地拋在講台兩邊，形成好看的拋物線。他上完課輔導我們做練習時，從不和學生說課程以外的話，不像後來的數學老師韓沛工總找班上的漂亮大女生聊天。他是一個因循守舊的古板老師，所以，我們的數學課上得非常嚴肅。

再說我的同學吧。除了幾個通校生愛和我打乒乓，或一起做作業外，其他的就交往不多。但一個長得小巧玲瓏的，有着林黛玉模樣的吳蝶花老愛和我說話。她坐在我前排，在自習課時就轉過身和我聊天，漫無目的地吹。比如我們當時愛看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野火春風斗古城》《林海雪源》等等。有時，就是說些我們農村裏的故事，她是街道居民，很喜歡聽我講農民的事。她為什麼要和我聊？也許我更安全，我長得矮小，像一個小娃娃，老師也不會相信我們在耍朋友。如果和那些高大英俊的同學聊，很可能被老師懷疑。也許她是有意逃避那些大男生？可我只不過是猜測罷了。有時她遇到難題時也愛和我討論，有時也看我怎樣做作業。

果然，在一天課外活動時間，我拿着班上的乒乓球拍朝體育保管室旁的球枱走去時，我班平時不愛活動的大個子王兵學追上了我。我覺得太陽從西邊出來一樣，這個班上學習成績到數第一名，但很會人際交往，當上了學校團委幹部，滿臉是麻子的王兵學怎麼不去補課而跑來打乒乓呢？等我走到乒乓台時，他說，他想給我取個綽號。我說取什麼合適我呢？他說你好像一隻麻雀啊！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為我沒有棉衣，我二姐用我爺爺傳給父親的一件爛皮衫給我做了一件皮夾襖，整過一個冬天就穿着，有時太冷就在外面穿一件到長不短的單衣，人又矮，中間大，上下都很小，確實像一隻鳥兒。我就說：“說我像鳥都可以，但不能說我是麻雀哈！國家號召消滅麻雀，因為它和人搶糧食吃，定為四害，我可不是壞人哈！”

“你不像當四害那種鳥兒，你像到茅坑裏偷屎吃的偷屎雀兒。”我們可愛的團委勞動部長得意地說。

我覺得這個綽號太不好了，如果喊出名了，怎麼回去見江東父老？於是就迎頭回擊了他一個綽號。我不慌不忙地說：“那麼我又該叫你是滿天星（一般人都叫麻子為滿天星）呢，還是叫你王麻哥呢？”

周圍打乒乓的同學都異口同聲地哈哈大笑，弄得我們的王部長很不好意思地頭也不回的走了。

一個同學說：“你不知道，他在追吳蝶花，寫過好幾封信給她，都被她退還他了。有一天還被吳蝶花的哥哥叫到外面罵了一頓，說再不改就給老師說。他見你和吳蝶花聊得那麼快樂，他不恨你才怪。”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但我永遠不可能去做那種美夢。何況那時我對兒女情長之事一點都不懂，家裏來過好幾個漂亮的小妹妹，說叫我們定親，我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心目中就想着讀大學，因為我的淵哥已經失去讀大學的機會了，我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學。

到公元1961年，新的學期剛開始不久，中央就開始糾正“浮誇風”和“一平二調風”。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大辦農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

我們被通知到學校大禮堂聽了一次支農報告。校長丁眾是南下幹部，他那江蘇人的普通話，我也沒有聽懂多少。只記得要抽調一部分學生回鄉支援農業，我們都膽戰心驚的聽他宣讀支農名單：念到初三年級的三個班原班不動，認真複習功課，迎接國家的檢驗時，初三的學生都悄悄的高興起來；可是，馬上就宣佈初二年級四個班的同學全部回鄉支援農業時，初二的學生就異口同聲的呀了一聲。校長也不發火，就解釋說，支農是暫時的，你們的學籍永遠保留，等農業發展了，你們隨時都可以回校上課的，會場才慢慢安靜下來。

可在宣讀初一年級的名單時，會場氣氛就非常緊張。因為初一年級四個班是精簡一半，然後合成兩個班。首先宣佈超齡學生，凡在今年滿18歲的通通回家支援農業。連我們的學生會主席辜明仙美女，也就是韓沛工老師最喜歡輔導的那個同學。還有我們的王勞動部長也不例外，緊接着就念到了鄒元安哥。我很傷心地用眼睛在隊列中去搜尋他，我看到他獃獃的沒有一點表情。後來就念各班應支農的人，我豎起耳朵聽我的名字。念到三班時我是多麼緊張啊！如果有我的名字，我的夢想就馬上破滅了。可念到四班了，我還不相信沒有我，或許還要再回過來念通校生的名單，我就獃獃地在那裏等。可同學們都散完了，還沒聽到念我的名字，這時鄒元安哥含着淚水跑過來叫我陪他到班上去領鋤頭和草帽。我就和他一起去到他班上，我看到兩個女生在哭，他的班主任忍着淚，給他拿過一把鋤頭和一頂新草帽。

我幫鄒元安哥扛着鋤頭，他戴着新草帽，我們慢慢地走到食堂通校生桌席上去，分學校發給我們的面塊。我們的樣子就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樣，但很悲壯。

到食堂時，我才知道：初一年紀22個通校生中，除我以外，全部都在回鄉的隊伍中。我沒有語言去安慰他們，只陪着他們吃面塊。有人唱歌，我就跟着唱；有人哭泣，我就跟着落淚。

學校沒有組織照相，也沒有組織表決心，就讓大家在食堂免費吃了一頓面塊，就各奔東西了。

鄒元安哥沒有吃他分的那份面塊，他背着書包，用他的在學校蒸飯的土陶缽端着回家。我們在回家的路上，都沒有說過話。

回到家中，他就把那面塊給他媽吃。我趕快走開，免得他媽問我讀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