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六章《史記》是怎麼煉成的(上)

第二百二十六章《史記》是怎麼煉成的(上)

題記:一直很猶豫是否該寫這一篇,自己雖然熟讀《史記》,但離“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境界還差的很遠,而且《史記》在中國歷史上褒貶不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寫不寫也不多我一個。但是,既然寫漢史,如果連《史記》都不做交代肯定是說不過去的。權且勉強寫下,拍磚就請免了吧!

司馬遷的祖上世代為周朝的史官。在那個時代史官的世襲的,然而到了戰國初期,隨着中央政府的沒落,司馬氏分散到很多國家,或為將軍,或為劍客,或為辯士,或為官吏。

直到漢武時期,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終於重操祖業成為史官:太史令,俗稱太史公。

由於司馬遷光芒無限,我們往往淡忘了司馬談。其實,司馬談在中國國學史上的地位是相當崇高的。《漢書司馬遷傳》中就記載了司馬談論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的精要,對這六家的理論做了明確的歸納,雖然是一家之言,卻成為學習國學的總綱。

我以前在老師的要求下就曾熟背此章,堪稱國學的啟蒙之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看一看,權且作為國學掃盲讀物吧!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是在鄉下度過的,“耕牧河山之陽”(今陝西韓城)。

在父親的影響下,十歲就能背誦古文,真正做到了“讀書破萬卷”。十五歲(前130年),舉家遷往長安,在那裏他師從董仲舒,學習,為學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那顯然不夠,激情四射的他二十歲決定外出遊歷,還要做到“行萬里路”。

他“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漢書》)

在那個交通不便,猛獸四齣的年代,這樣的遊歷需要多麼大的激情和勇氣!

正是憑着這份激情和勇氣,他仗劍天下,飽覽山河,成為當時最博學最有見識的年輕思想家。

但是,所有思想家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曲高和寡。

他“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美譽”,從世俗的眼光看他是狂妄的,他是不循規蹈矩的,當然不是什麼大好青年。

在父親的運作下,他還是謀到了一份差事:郎中,成為大漢帝國的一個小官吏。

郎官任上,司馬遷感激涕零,一心營職,拜將封侯也是他所追求的,“以求親媚於主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既然生活在這個塵世中,誰能免俗?

前111年秋,三十四歲的司馬遷被封為中郎將出使西南,負責解決唐蒙和司馬相如都沒有解決的民族矛盾。

唐蒙的手段是武力征討,司馬相如的手段是登高做賦,對於解決民族矛盾似乎都不太合適。

躊躇滿志,文武兼備的司馬遷一心想像張騫一樣建立不朽功業。

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司馬遷此行的細節,但是我們可以想像意氣風發的司馬遷肯定左右逢源,成功收復西南各族,極大的拓展了大漢的疆土。

前110年,司馬遷風塵僕僕趕回了長安,向劉徹復命。而此時,劉徹也沒有心情理他,因為整個帝國都在準備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封禪。

經過一番準備之後,劉徹親帥十八萬大軍,無數後勤人員,旌旗招展,浩浩蕩蕩向泰山進發,卻把一個使命感和自尊心都極強的人留在了洛陽。

此人就是司馬談。

如此重大的事件,作為負責記言記行記事的太史令都不能親臨現場,司馬談是何等的羞愧,自責和絕望。

他一病不起,奄奄一息。

司馬遷急忙來到了父親的病榻前,就在這裏司馬遷義無反顧的從父親手中接下了一個光榮而偉大的使命:論載“天下之文史”

從此,中國也許會少了一個帝王將相,但世界卻多了一個名揚千古的史學家。

但這對司馬遷本人來講無疑是個巨大的人生轉折,三十五歲,正當盛年,建功立業似乎觸手可及,封侯拜相似乎並不遙遠。然而,此時他不得不寶劍入鞘,駿馬卧槽,歲歲年年,青燈古卷。

我無法體會那其中的艱辛曲折,但是我卻可以理解。

三年後(前108年),他終於從帝國的官僚系統退了出來,排除了所有的誘惑,排除了所有干擾,他勇敢而堅定的接過了父親的大旗:太史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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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煙大漢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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