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共產黨敗在錢眼裏

蘇聯**敗在錢眼裏

（摘自黨員文摘2010年第2期）

1988年秋的一天，位於莫斯科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的一家商店門前，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小理這是一家為少數特殊顧客服務的商店。這天是該店宣佈關閉的最後一天。蘇聯普通人把這類特殊商店的特殊顧客稱為特權階層，說他們是“我們的**貴族”。正這個特權階層，成為推動蘇聯劇變的重要因素之一。

列寧的倡議變了味

1918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遇到了糧食危機。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時任糧食人民委員的翟魯巴突然暈倒。醫生檢查后說，他是餓暈了。翟魯巴擁有調撥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利，卻沒有給自己留下填飽肚子的食物。列寧當即建議設立“療養食堂”，讓這些為人民操勞的同志能夠吃飽肚子。

“療養食堂”後來慢慢擴展為特供商店，規模，數量特別是性質上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小理

半個世紀后，只有蘇共的高級幹部憑特殊的證件，才有資格出入這座沒有任何招牌的大樓。在這裏，法國的白蘭地，蘇格拉威士忌，美國香煙，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領帶，奧地利皮鞋，英國呢絨，德國收音機，日本錄音機等稀缺商品，應有盡有，琳琅滿目。一個記者公開的說：“對於上層人物來說，**早已經建成了。”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領導層的組成人員幾乎長期原封不動。在蘇共“二十三大”上，連選連任的中央委員達79.4%，“三十五大”時，除了去世的中央委員，連任率竟達90%，有的任期長達25年。這樣，形成了一個終生任職的老化的幹部隊伍。這種幹部制度帶來的後果，即使得領導層缺乏活力，又容易形成特權階層的核心力量。

特權階層無顧忌

利加喬夫曾回憶道，1983年，他擔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長后的第二天，部里給他配備了高級橋車。他提出換一輛低檔一點的橋車，竟受到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訓斥，說他這樣是高“特殊”，破壞了機關的風氣。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特權階層的子女，僅憑藉父輩們的特權地位，就能輕易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後進入最優越的部門，病很快走上顯要的權利崗位。特權甚至還可以成為暢通無阻搞**的護身符。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仰仗岳父的權勢，扶搖直上，僅僅十年時間，就從一個低級軍官晉陞為上將，后又擔任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此期間，他貪污受賄65萬盧布，釀成了震驚全國的“駙馬案”。勃列日涅夫的兒子猶利更是個紈絝子弟，年紀輕輕竟當上了蘇聯外貿部第一副部長。

1982年1月，一個蘇聯公民準備從莫斯科機場乘飛機出國旅遊，海關人員在他的身上發現大量鑽石。經查證，這是蘇聯大馬戲團女馴獸演員布格利諾娃的個人收藏品。此後不久，便先後逮捕了馬戲團美工師和團長。在二人家中搜出價值100萬美元的鑽石和價值約50萬英鎊的西方貨幣、珠寶、繪畫作品等。這些物品都屬於勃列日涅夫的女兒加林娜。

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珠寶，鑽石走私案還牽連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外貿部第一副部長尤利。這個案件本應由內務部審理，卻耐人尋味的由克格勃經辦。主持審理該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正是勃列日涅夫的連襟。結果，事情到此了結：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和女兒依然逍遙法外。

1980年，以為偵緝人員偶然發現到一批鯡魚罐頭，打開后發現，裏面裝的是價格不菲的魚子醬。經過艱苦的偵查后，案情終於大白。原來蘇聯漁業部一大批官員和某公司達成秘密協議，把價格昂貴的魚子醬裝入貼有鯡魚商標的罐頭，並運往國外，由西方公司把鯡魚罐頭買下，然後倒手銷售。蘇方參與者從中謀取暴利，並存入瑞士銀行。這種倒賣活動持續了十年之久。

此案涉及漁業部副部長、漁業生產銷售局副局長等高官，以及蘇聯外貿部、食品工業部、太平洋艦隊、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飯店人員，共三百餘人。而負責分配這種罐頭的竟是索契市市長沃隆科夫。直接管轄該市的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委第一書記麥杜諾夫，是蘇共中央委員、勃列日涅夫的親信，他奉命查辦此案，並對沃隆科夫百般庇護。

後來，麥杜諾夫雖然被撤銷了原有職務，卻被調到莫斯科，當上了糧食食品部副部長，並住進莫斯科的豪華住宅。

蘇共特權階層首先源於官職，職務因此有了價格。某些地區就連黨委書記都明碼標價。1969年，阿塞拜疆一個區委第一書記就“價值”20萬盧布，第二書記是10萬盧布。

特權階層反對任何涉及對自己特權的改革。勃列日涅夫對改革冷言冷語：改社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到70年代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科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關於經濟改革的報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權基層的抵制。結果科西金的助手被撤職。

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

在蘇聯社會中，一般大眾自稱“我們”，而把特權者稱為“他們”。這一情況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表現的更為明顯。

1991年，莫斯科上萬名大富翁中，大部分是原來的黨政幹部。同年6月的一份調查表明，在蘇聯高層幹部隊伍中，76.7%的人認為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這些所謂的“**人”，革了蘇共的命。

蘇東劇變后的俄羅斯，除了權利金字塔尖上的少數人物有所變化外，大批幹部搖身一變成為了俄羅斯的顯貴。他們佔了新總統高官總數的75%，新政黨領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員中的74.3%。

美國經濟學家科茲等，深刻地剖析了這一奇特的現象。他們說：“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合法途徑積累物質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積累了物質財富的蘇聯官員總是擔驚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發現."因此“蘇聯體制的瓦解，源於其自身的統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逐”，蘇共是少有的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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